略论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特点
——在黄帝与中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岂之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各位学者、朋友们：
春意盎然，又到清明。我们大陆学者，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学者聚在一起，在邻近黄帝陵的古城西安，就黄帝与中华文化展开学术研讨，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在历史上，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开始大创造的时代，黄帝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每年都进行黄帝陵祭祀。在今年的祭陵学术研讨会上，我想谈谈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特点，请诸位加以指点。
祭祀礼仪，最早产生于我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大约在黄帝时代，祖先崇拜的丧葬仪式和祭祀活动已经出现。后来，从西周开始，这些礼仪逐渐增加了人文因素和理性因素。在现存的古代人文经典如《礼记》、《左传》、《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著作中都有记录，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
首先要提到的是，古人强调祭祀礼仪的现实政治功能，这被看作是“治人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在各种礼仪中，祭祀是最重要的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更是肯定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礼仪，“戎”指军事活动。祭祀礼仪与军事活动相提并论。实际上，不仅在周朝，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祭祀礼仪都是国家大事之一。
重视祭祀祖先，是中国古代礼仪的显着特色。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祭祀祖先具有良好的社会教化功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终”指祭奠近祖的“凶礼”，“追远”指祭祀远祖的“吉礼”。在曾子看来，这两种礼的实施，有助于“民德归厚”，培养社会成员的品德，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就像《国语•楚语下》所说，政府、家庭、百姓都祭祀祖先，对于加强“兄弟亲戚”、“州乡朋友” 等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古人不只是从政治角度看祭祀礼仪的重要性，随着古代理性思维的发展，他们也从生命起源和哲学的高度，探索祭祀礼仪所蕴涵的深刻内容。
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序卦》，将天地和人类祖先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它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两性和家庭，而两性和家庭则是自然（“天地”、“万物”）的产物 。这种朴素的自然实在论观念，将“天”和“祖”并列，并将“天”置于“祖”之前，透露了中国古人之所以祭祀祖先的宇宙论根据。
先秦的《道德经》、《庄子》两部书则从反面说明了礼仪形式与天道自然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揭示了礼仪仪式的不足。老子、庄子等批判烦琐礼仪违反人的自然性，追求礼仪没有产生之前人的朴素自然本性。《道德经》认为，礼仪产生于“道德”废弃以后的时代 ，它的名言是：“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既然礼仪是不好的象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结论只能是“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将各种繁杂的礼仪废除掉。《庄子》继承了《老子》对礼仪的观念。《庄子》书记载，老子去世，好朋友秦失来悼念，和一般人的悲哀痛哭不一样，秦失是“三号而出”。有人不理解，问他。他解释说，人出生，可谓应时而生；人去世，可谓顺命而行。人只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 ，哪里会有悲痛的感情呢？这说明，老子、庄子等先秦道家通过对“天道”的深刻体悟，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礼仪形式的约束，甚至认为礼仪所表示的正常感情也不必要，一切顺其自然才好。老、庄等人从“天道”高度批判礼仪的不足，是我国后来礼仪形式没有完全被神化，反而保留了一些理性因素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