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中华和谐文化
鲁 谆
(《光明日报》社)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陕西是黄帝陵所在地，黄帝文化在陕西有着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研究黄帝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陕西省人民政府在丁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陵之际，以“黄帝与中华文化”为主题，主办学术研讨会，必将把黄帝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向前推进一步。
本文仅就黄帝与中华和谐文化的角度，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就教与各位专家学者。
一、黄帝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创始者
司马迁在其不朽著作《史记》中，以《五帝本纪》开篇，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表明他认定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初祖。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治史严谨，用精练生动的语言，记述了黄帝的事迹，为研究黄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留下宝贵史料。随着社会的前进和考古资料的增多，人们对其不断有新的领会。
黄帝处于中国文明曙光初现时期。当时部族之间你争我夺，战争频繁。先于轩辕氏为各部落盟主的神农氏，日渐衰微；蚩尤凭借先进兵器和骁勇善战，四处征讨。“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简短的文字概括了社会动荡、百姓苦难的情景，并指出许多部族纷纷归顺轩辕氏。于是，轩辕“修德振兵”，注意道德的养成与教化，军威大振；“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所到之处，顺应天时，发展农耕，关心百姓，注重安定。经过“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取得两次大战的胜利，终于出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局面，轩辕黄帝取代神农氏，成为新的盟主，达到当时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统一。
然而，单靠军事力量，统一无法持久。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外，黄帝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司马迁《五帝本纪》继续写道：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
这一切都是开天辟地的伟业，都是为建立中国历史上早期雏形政权所采取的重要举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最后开创了“万国和”的崭新局面。“万国”，是司马迁借用当时习惯用语来称呼黄帝时代的各个部族；“和”，是和平、和谐。这“万国和”的“和”字，是司马迁《史记》中出现的第一个“和”字，也是全部《二十四史》中出现的第一个“和”字。它恰当地反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实，即黄帝最终完成了各部族的融合，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和谐。
历史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社会和谐景象的记载，所见不多，又比较零碎，但是从中还是可以获取一些珍贵的信息。如贾谊《新书•修政语上》说：
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
简言之，黄帝在统一中原后，“以信与仁为天下先”，也就是把“诚信”与“仁爱”当作首要的道德准则，加以倡导，从而促成了“天下太平”。《韩诗外传》载：
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
其基本意思，与前引《新书》是一致的，更加简明扼要地点明了黄帝取得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后，让百姓得到实惠，注重道德，施行仁爱，达到了“宇内和平”。《淮南子》曰：
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荷，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泛无私，正静以和。
《淮南子》是西汉刘安集合门客编篡的，反映了道家托名黄帝、实则宣扬老子的思想。这段文字显然是依据口耳相传的素材加工整理的，但也或多或少反映黄帝推行了比较平允、宽容、无私、温和的政策。这里所概括二十四字，“和”字结尾，贯穿始终，对于当时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这些关于黄帝时代社会景象的描述，难免带有后人的想象成分。如果对有关那个时代前前后后的各种记载进行梳理，结合各地流传的大量民间传说，应当说是大体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并非完全虚构的。有学者还结合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研究认为，当时存在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之间，曾经发生长期激烈残酷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换来了三大集团的融合与统一，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奠定了始基。
“万国和”、“天下太平”、“宇内和平”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结局，也体现、包含一种思想文化。如果没有社会和谐的构想、愿望，是不可能出现社会和谐局面的。“万国和”、“天下太平”、“宇内和平”局面的出现， 还与“以信与仁为天下先”、“惟仁是行”、“正静以和”等思想观念、政策措施等分不开的。尽管这些还不够系统、不够完整，但毕竟是中华和谐文化的最早萌发。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华和谐文化渊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创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