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
刘宝才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从中国文明起源至今，每个时代都有祭祀黄帝的活动。在祭祀者心目中，黄帝是祖先，又曾是天帝和帝王。这三种观念在历史上出现有先有后，有时相离有时相兼。不同时代所突出的黄帝的观念不同，大体可以这样说：史前和三代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封建社会前期突出的是将黄帝作为天帝祭祀，封建社会后期突出的是将黄帝作为帝王祭祀。近代以来又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强调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当代的中国各民族和历史上的中国各民族。史前和三代，中华民族由华夏族和四夷构成，形成和发展中的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以来，中华民族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构成，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自从文明起源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史没有中断过，表现出特有的强大生命力。 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的聚合力，来自中华民族结构内在的深层次联系。”“从长远和根本上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多民族聚合的物质基础。”“成熟的政治力量，是中华民族聚合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决定性因素。”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中华民族聚合力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 聚合力、凝聚力、生命力三个用语的基本含义相同，不过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形成的原因。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形成和得以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黄帝祭祀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史前和三代的时候，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华夷关系；秦汉以来，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近代以来，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关系。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相应，祭祀中的黄帝观念也在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历史发展在黄帝祭祀中的反映，又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探讨这些问题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一、黄帝祭祀与华夏族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史前到三代两三千年的历史。史前的以黄帝部族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经过五帝时代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至三代时形成了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与此同时，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传说黄帝去世以后，当时的人便开始祭祀黄帝 。考古工作者发现过约当黄帝时代以及更早时代的多处大型祭祀遗址，说明那个时候祭祀十分盛行，为黄帝去世后即有黄帝祭祀的传说提供了佐证。尧舜禹时的有虞氏和夏代的夏后氏也认黄帝为远祖而禘祭黄帝 。商周时，以黄帝为始祖的诸姓继续祭祀黄帝。
史前和三代的黄帝祭祀的突出特点是，承认黄帝是华夏各族的共同祖先。华夏共祖观念成为华夏各族相互认同的依据，祭祀黄帝成为华夏各族宣示报答祖先功德与继承祖先基业的庄严仪式。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祖先是有神性的，他们认为祖先死后有灵魂存在，具有与活人一样的情感和需要。在他们的上帝祖先的宗教体系里，祖先神或者与上帝一体(如商 代)，或者从属于上帝(如西周)。不过，那时还没有把祖先神与自然神混同，没有改变将黄帝作为祖先进行祭祀的性质。
到了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交往更加频繁，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地区曾是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成为时代课题。作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春秋时代的华夏族提出“华夷之辨”。“华夷之辨”的本意在于区别华夏与夷狄，强调华夏各族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异族外人。面对夷狄威胁的时候，华夏各族应该搁置纷争一致对外。当时的人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就是这个意思。“华夷之辨”还强调，华夏是文明族类，夷狄是野蛮族类，在华夏内部要推行德政，对待夷狄要以武力压服，叫做“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在春秋早期的历史背景下, 这些主张具有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护卫华夏文明的意义，而对于中华民族扩大交融的历史趋势还缺乏自觉。春秋晚期，人的认识有了进展。孔子在继续强调华夏族的优越地位的同时，认为对待四夷也不能单靠武力压服，也要采用怀柔政策。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要发挥道德的感召力，吸引四夷臣服，招俫四夷之民。当四夷之民来到华夏各国以后，华夏国家要好好安置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孔子还提出了华夷的位置可以转换和以文明程度区分华夷的观点。孔子修《春秋》有一条原则：“用夏变[于]夷者夷之, 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就是说，华夏之国如果倒退到如夷狄一样野蛮，《春秋》的记载就把这样的华夏之国当作夷狄加以贬抑；夷狄之国如果进步到华夏文明的水平，《春秋》的记载就把这样的夷狄国家当作华夏加以褒扬。孔子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认为华夷可以转化是有历史根据的。例如，“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乃是黄帝后裔，本来属于华夏族。而其一支迁往楚地后，与蛮夷同化，久之化为蛮夷。周末时的楚王熊渠也自称：“我蛮夷也。” 再如，周太伯、仲雍奔吴，得到吴地土著拥戴成为荆蛮领袖。他们接受荆蛮习俗“文身断发”，变为蛮夷。更加应该注意的是，孔子的观点与春秋时期华夏族发展的联系。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历史的中心已经不再限于中原，过去被视为夷狄的秦、楚、吴、越先后发展强大起来，文明程度己经与中原并驾齐驱，孔子的见解是历史进步的反映。
春秋后期的“华夷之辨”，隐藏着华夏共祖观念的动摇。既然可以将本来与华夏族血统相异的族类纳入华夏族，华夏族还能够有共同祖先吗？作为祭祀祖先的黄帝祭祀，还能够继续给予中华民族发展以积极影响，继续发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吗？是否有可能不再把黄帝作为祖先进行祭祀？祭祀中的黄帝观念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以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历史记载中没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合乎逻辑的潜存着，会影响到以后的黄帝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