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枭镜以祀黄帝”的可信性考察
罗 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明代学者陈禹谟撰《骈志》，有“用枭镜以祠黄帝，作枭羮以赐百官” ，下注典出《汉书•郊祀志》，“古天子尝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引唐颜师古注，“师古曰：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张晏曰：黄帝，五帝之首也，岁之始也。枭，恶逆之鸟。方士虚诞，云以岁始祓除凶灾，令神仙之帝食恶逆之物，使天下为逆者破灭讫竟，无有遗育也。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絶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还有“如淳注曰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实际上，对这一古俗的记载，更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有人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觧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本纪》中的裴骃集解已引述了孟康和如淳的解释，后者的原文为“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羮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
长期以来，由于此说出于方士之口，学者们多认为是系虚诞之言，对其可信性存有疑虑，并未引起重视，更兼“一枭破镜”究竟为何物也不清楚，而且从先秦文献看，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枭已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鸟了，因此，在历史上，“用枭镜以祠黄帝”是为了使这些恶鸟、恶兽绝其类的说法流传得相当广泛，对于这一说法的可信性有必要作进一步考察。
首先，在一年之始的祈福之祭中以恶鸟、恶兽献祭黄帝，是不符合古代的礼制的，《礼记•祭义》有：
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
《礼记注疏》孔颖达疏说“此明礼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则天下治矣。和，谓百姓和谐；用，谓财用丰足；义，谓断制得宜；让，谓递相推让；反始报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严其上。民丰物用，则知荣辱礼节，故可立人纪，义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礼，虽有竒异邪恶异行不从治者，亦当少也。”此“五事”涵盖我国古代礼乐文明的主要内涵，其中将报天尊祖之祭放在首位，可见祭礼在礼乐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慎制祀”是同时存在的另一条原则，《国语•鲁语上》有：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徳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岛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由此可见报天尊祖之祭的目的，是提倡对于我们生存所依赖的大自然和我们生命所承继的祖先不忘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
而祭事则有“贵诚尚少”的传统，祭品不求丰盛，但要能充分表达人们诚挚的心意。如《礼记•郊特牲》有“郊特牲而社稷大牢”，记述冬至祭天设坛于南郊，扫地而祭，祭器用陶制器皿，“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前人解释说“天神至尊，无物可称，故用特牲”，而周人崇尚赤色，所以用一头近于红色的小牛。所谓社稷大牢，是因为“社五土总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于人，人赖其功，故以大牢报祭，其牲则黝色”，古人认为阴祀祭地，所以用一对黑色的牲牛。
《礼记》虽然是很晚的书，但祭祀“贵诚尚少”的观念却有很深的根系，在原始宗教中，最高的奉献是人体牺牲，最早是使用本族人或亲人的血，《三国志•魏书•鲜卑东夷传》记载有的古代海岛居民，“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荷马史诗》记述阿伽门农出征忒洛亚，将爱女献祭狩猎女神，都与曾较为普遍存在的认为少女的血最为纯洁高贵的思想有关。在古代秘鲁，为父家长禳除疾患的祭祀常要用亲生儿子做牺牲，在希腊神话中，每当发生重大饥荒和瘟疫，祭祀宙斯则要以国王做牺牲。在我国，很多的殷墟卜辞记录了商代祭祀祖先除用大量牲畜外，还大量用俘虏、奴隶、下层巫觋作人祭的牺牲，但领袖人物以身为牺牲的孑遗仍长久存在，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汤灭夏后，天下大旱，汤祷于桑林，剪其发， 其手，以身为牺牲 ，更早还有禹以身为质，祈祷为民解除洪水的传说，即《淮南子•修务训》所载“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更晚则有《晏子春秋》所载齐大旱，景公依晏子说，避宫殿“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的故事 。直至近代，在山西高平县民间，仍保有将炎帝的像暴晒三天以祈雨的古俗 ，这是古帝以身为牺牲的又一例证。
由此可见，报天尊祖“贵诚尚少”，祈求福祥、消弭灾祸更当如此，所以就“用枭镜以祠黄帝”而言，是不可能以“恶逆之物”作为祭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