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前述孟康曰：祭用枭镜是“黄帝欲絶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史记•五帝本纪》讲述黄帝的功绩，在“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下，接“获宝鼎，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反映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平等和谐的，人在努力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在强大的、陌生的自然力面前，尽管会有利用魔咒、祈求减少自然灾害的幻想，却不可能有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欲絶其类”的语言它很容易使我们联系起《尚书•盘庚中》所谓“（其有）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这种思想和语言的出现应是使社会分裂出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王权出现以后才有的。
由此可见，祭用枭镜是为了绝灭这些恶鸟、恶兽之说是不可信的，但是用枭镜祭祀黄帝的传说本身是否反映了历史的影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枭镜为“恶逆之物”的说法，前人也早有质疑，如曹植《恶鸟论》就说到“昔会朝议者有人问曰：宁有闻枭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尝闻乌反哺，未闻枭食母也。” 尤其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系列与礼器相关的鸮形器的发现，预示出上古有崇敬鸮的观念，枭镜在中国古代非但不是“恶逆之物”，相反，应是先民所崇尚的一种精神的化身。
“一枭破镜”中的枭在生物学上的种属，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鸮萃止”，今传本《毛诗注疏》孔颖达疏有“鸮恶声之鸟，一名鵩，与枭一名鸱”，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枭即鸮；还有学者指出该文有脱误，《校勘记》曰“当作‘与枭异，枭一名鸱’”，所以枭非鸮 。一般认为鸮为日瞑而夜作，善捕鼠，体型不很大，有说似鸠而青色，或说似鹊而大，或说状如母鸡、猫首而凫趾，大抵为今俗称之猫头鹰。枭，有“类鸱，而尤好陵物者也” 之说，可能属于体型较大、攻击力更强猛禽。但无论是枭还是鸮，从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崇敬的正是这种猛禽气势，在商至周初的青铜礼器中屡见鸮尊、鸮卣，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的一座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黑色磨光大鸮鼎，显然不属于一般生活用具，透露出鸮对于五六千年前生活在华山一带的先民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所有这些鸮的造型无不体态雄浑，双足粗壮有力，圆眼，宽喙或略呈钩状喙 ，体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
“破镜”如前所述，相传是“如貙而虎眼”的一种动物，历来无大异议。但《尔雅》有“貙獌似狸”、“貙似狸”之说，晋郭璞注貙“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宋邢昺疏“貙，兽。其文如狸。” 《埤雅》有“貙或曰虎，五指为貙，柳子曰貙畏虎，虎畏罴。释兽曰貙似狸，兕似牛，犀似豕，又曰貙獌似狸，貙虎属也，獌狼属也。” 可见貙的种属也有很多混淆，不过前人曾将“破镜黄腰”相提并论，而《蜀地志》有“黄腰，兽。鼬身狸首……形虽小，能杀牛、鹿及虎。” 所以破镜当为一种形体较小，攻击力较强的兽类。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张守节正义按“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这意味着貙也是黄帝时代所崇敬的一种猛兽。虽然无法确认破镜的形态，尚不见类似的祭器，但值得注意的是商周礼器中不仅有鸮形器，还有一种禽兽合体的造型，如安阳出土的妇好圈足觥，正面为一蹲坐之虎，背面则作站立的鸱鸮，类似造型的还有传世龙鸮纹觥 ，这种禽兽合体的造型与文献中“枭镜”的合称是否有关，值得探究。
枭镜不是恶鸟恶兽，而是属于承载了先民所崇尚的勇武的精神和强劲的活力的禽兽，这应该就是值得珍视黄帝时代的精神，选取体现这种精神的祭品献祭，不经符合古代礼制，而且使得祭祀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报天尊祖”的形式，更成为传承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讲堂，这种做法在史前时代是相当流行的。因此“祠黄帝用一枭破镜” 虽然出自方士之口，却有一定的可信性，前人对的误解，正说明它产生时代的久远。不仅如此，还应该看到，同样能够体现黄帝时代精神的猛禽、猛兽不在少数，在这一古俗中，献祭黄帝的却是用其中形体较小的种属、枭镜各一，这同样反映了一种“贵诚尚少”的观念，这种共同的观念将遥远的黄帝时代与宗周礼乐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紧紧系联在一起，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的古老根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