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霍彦儒
（宝鸡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考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炎黄二帝、炎黄文化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炎黄二帝、炎黄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此，我们研究炎黄认同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今天构筑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历史上的炎黄认同
对炎黄的认同，从文献记载看，自虞夏时期就已开始。有虞氏、夏后氏“帝黄帝而祖颛顼”，自称为黄帝的后裔。商周时期，有祭祀五方帝之礼，炎帝、黄帝等配食。战国的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因鹿阝畤、吴阳上、下畤及密畤，位于雍城附近，称“雍四畤”。秦统一后，仍重祭“雍四畤”之祀。西汉高祖时，刘邦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武帝祭“黄帝冢桥山”。至宣帝时，“祠及黄帝……于肤施”。王莽摄政，自谓黄帝之后，立祖庙，“郊祀黄帝以配天”，东汉于洛阳，设圆坛以郊天，“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沿用汉制，各在其国都设祠坛郊天及祭祀五帝。隋唐以后，仍行郊天及祭五帝之礼。于京城内置庙祭。由此开启京都立庙祭祀炎帝、黄帝等古帝王之先河。宋朝皇帝尊黄帝为圣祖，诏示各州要立黄帝祠庙。宋徽宗时作宝成宫，以祠黄帝。南宋仿旧而祭祀。元代统治者虽为异族，但为了巩固其一统天下，很快接受了炎黄二帝以来的文化。元成宗继位之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并于大都(今北京)建造三皇庙，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及历代名医像。至顺帝遍置三皇庙于全国各地。明代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北。将黄帝一体而三位，各以帝王、圣师及先医的名义与伏羲、神农等合祭于诸庙。清代为满人统治，几乎全盘汉化，悉遵旧制，康熙年间于文华殿东建传心殿，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等，康熙等帝亦亲祭，行三跪六拜礼。
对炎帝的认同，主要表现在“藉田”上。正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所说，神农最先懂得使用地力，种植五谷蔬菜，因而成为农业始祖，被尊奉为“地皇”。夏商以来，就开始有了祭奠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典礼。周人将后稷(弃)、烈山氏之子“柱”，与炎帝一样祀为“农神”(神农)加以祭祀。战国时，秦灵公有“祭炎帝”之举。至汉，汉高祖刘邦开祭“五帝”之先，汉武帝多次“行幸雍，祠五田寺”，汉文帝首开“藉田”礼仪，以祭“先农”即“炎帝神农”。以后汉帝大都效仿之。曹魏及晋武帝、晋孝帝也都有祭祀先农的举动。隋唐以后由于对农业的重视，更重视藉田礼仪。隋设藉田在京城长安南郊，奉耒耜载于“象路”。唐代皇帝亲自参加藉田，并设先农坛祭祀炎帝。唐除了在京城长安设先农坛外，还在洛阳设置先农坛和藉田。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敕建三皇五帝庙祭祀神农。北宋刚一建立，宋太祖便让其官员寻访“炎帝陵”，在酃县(现炎陵县)御祭，“三岁一举，率以为常”。不仅如此，北宋王朝还于都城汴京朝阳门外七里筑造先农坛，藉田祭神农。元明清祭祀、藉田礼仪更为完善。元代虽皇帝未亲藉田，但此事照常进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明太祖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年建先农坛于南郊，亲祭先农，躬耕藉田。迁都北京，在宫城之南建起了先农坛，每年仲春二月，由北京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顺天府尹致祭。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祭祀礼仪，38次派大臣到酃县祭祀炎帝陵。清朝的祭祀先农一直延续至光绪年间。
在历史上对炎黄的认同，不仅表现在华夏——汉民族中，而一些非华夏•汉民族亦予以认同。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长江上、中、下游的蜀、巴、楚和吴、越等族自称黄帝、炎帝苗裔之正宗。魏晋南北朝，夏国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鲜卑拓跋氏认为是“轩辕之苗裔”。鲜卑宇文氏又称“其先出自炎帝”。刘渊、石勒都认为他们是匈奴别部。其先祖淳维为夏后氏之苗裔。契丹族先自认是炎帝之后，继而又认为是出于黄帝苗裔。这些族源认同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反映了非华夏•汉民族与华夏——汉民族的一种强烈地认同心理。
由此可以看出，从炎黄部族到华夏族到汉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即从起源到形成再到发展、壮大，始终与对炎黄的认同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