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与黄老之学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黄帝所以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因为他开启了一个时代，即文化创造和文明进步的时代。据《易大传》所说，神农氏没后，有黄帝、尧、舜氏作，三圣“垂衣裳而天下治”，社会进步，文化发达。就物质文化方面，不仅能“刳木为舟，剡木为辑”，发展了水上交通，而且“服牛乘马”，发展了陆路交通。在生活方式上，“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并把野处之“穴居”易之为“宫室”。改变丧制，把“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把“结绳而治”，易之以“书契”。更重要的是，黄帝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进而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最终以武功建立以轩辕氏族为王族且万国诸侯共尊一主的具有联盟性质的中央政权，开启了与此前伏羲、神农无为而治不同的武功文治的时代。可见，中华文明社会是在黄帝、尧、舜的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也说明，黄帝改变了远古淳朴质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开始了对物质文明进步和制度创新的追求，与老子及其道家所向往的原始质朴的时代相背而去。也许正因为此，黄帝曾被道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庄子等力加贬抑。
问题在于，黄帝在战国中后期的中国文化史上逐渐升温，而被力加推尊的不是别的流派，而恰恰是道家发展中的一个新流派――黄老之学，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道家何以会改变态度，并形成在战国中后期乃至一直影响到汉代前期的黄老学，这其中的原因和过渡环节是什么？这似乎需要加以考察。
笔者以为，先秦时期的文献对黄帝的记述或论述，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史的追寻，即对黄帝历史活动或历史事实的记述，这主要体现在《左传》、《国语》、《逸周书》以及《管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如《左传•昭公》：“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国语》谓：“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管子•五行》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苍龙而辩于东方，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管子•任法》：“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吕氏春秋•应同》：“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以上大致记述黄帝。其中也包括对其功绩的颂扬或评论。二是对黄帝文明创造活动的批评或贬抑，这主要体现在《庄子》的一些论述中。这在下面专门论述。三是依托黄帝，著书立说。《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关道家类的一些著作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即是。所谓的黄老之学，一般是托黄帝、宗老子而立说，其基本精神仍是道家的。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兴于西汉前期。但“黄老”之称则出现得较晚，大约是在汉代才有的概念。黄老之学不能简单视为黄帝学与老子学的结合，因为虽然战国时期已有了丰富的黄帝文化，但尚无严格意义上的“黄帝学”。 黄老之学应该看作是托名黄帝，以老子及道家精神为主旨，吸收并综合了先秦各家特别是儒、法诸家思想而形成的新道家。黄帝文化与道家思想的结合，是道家依据新形势在黄帝及尧舜崇拜升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自身调整和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