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帝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黄老之学，虽然在不同地域（如南、北有异）、不同的著作中表现有所不同，例如有的托黄帝而论道与法的关系，如《黄帝四经》等，有的以道为主，兼综百家，如《管子》（四篇），但又都有了一些共通的新特点。如：
其一，在宇宙论上，黄老之学一般不太关注“道”的虚无本性，更多地是把“道”解释为“气”（先秦多讲“精气”，汉代多讲“元气”），使其更具有可感性和实在性。
其二，坚持老子“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更多地把“道”“自然”释解为规律，“无为”也随之转化为遵循事物规律之为。《十大经》所谓“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文子》所谓“所谓无为者，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等，都是强调在尊重规律情况下的积极有为。“无为”被具体化为治国的政治实践。
其三，对百家之学的态度上，兼融并蓄是其特点。或主道、法合流，如《黄帝四经》所说：“道生法”；或以道为主，“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即兼综儒、墨、名、法诸家，如《管子》（四篇）、《文子》等，有的既统合道法，又包容仁礼：“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管子•心术上》）
其四，在认识论上有了强烈的知性色彩。一般不固守原始道家的“体道”论，而主张客观地、理性地认识事物的规律，把握事物的本质。《老子》曾主张“塞其兑，闭其户”，而黄老之学则主“洁其宫，开其门”（《管子•心术》），并把《老子》的“静观”“玄览”体道方法，改造为客观认识事物的“静因之道”。
其五，黄老之学变原始道家消极避世以及“守柔”“不争”的人生态度，将其变为积极应世的学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治世、应世的愿望。《十大经》借黄帝之口说：“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此即表达了这种愿望。也不象老子那样一味守柔，说“刚则不以，柔不足恃”。
在黄老之学所走的务实路向中，人们不难发现那种积极进取，富于创造，尊重规律，勇于探索的黄帝文化精神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