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发展与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化
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书院是儒学知识生产、创新、积累与传播的机构，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与重要象征。宋元明清时期，历代儒家学者为教化民众、传播儒家文化，实现儒家文化的扩张，纷纷建置书院，书院的分布区域也随之不断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书院的地域扩展与儒学的地域扩展互为表里，一个地区建立了书院，就表明儒家文化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当地。因此，一个地区中书院的发展状况，就成为反映当地文化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指标。一方面，书院建立数量的多少，反映了儒家文化在一定区域中空间拓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书院的发展，又可以改变该区域内主流的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等非主流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地区的文化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书院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空间拓展
就整体情况而言，书院自唐代产生以后，就呈不断发展之势，其数量不断增加，分布空间也日益扩大。在其鼎盛时期的清代，数千所书院遍布城乡，除西藏、新疆等个别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全国各省书院林立，数不胜数，光绪《乐亭县志》中甚至有“书院之建，几遍环宇”的慨叹。就不同地域而言，书院的创建数量在历代呈不断递增之势，到清代达到顶峰。书院的地域分布也日益广泛，清代大多数省份的书院已普及到县，许多偏远地区也有了书院，出现了所谓“穷乡僻壤，隔远都郡，亦就其地为书院” 的情形。如湖南地区，在清中叶以后，书院得到空前发展，总数达286所，全省各县均已建有书院，其中浏阳、衡山、攸县、茶陵、新田、溆浦、酃县（今炎陵）、兴宁（今资兴）、宜章等县均有书院10所以上。而这些县大部分属相对偏远之地。 又据李才栋的研究，清代江西书院总数达399所，已经遍及全省各县。其中南昌一地清代新建书院就达19所，而地处湘赣边界较为偏僻的义宁州（今修水、铜鼓），在清代新建书院也达18所。 由此可见到清代，书院已经达到普及的程度。
各地书院的建立与普及，对儒家文化在不同地区的扩展、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方面，在一些偏僻荒蛮的边远地区，文化基本上处于主流文化的影响辐射范围之外，书院的建立就相当于文明的推进，美国学者琳达•沃尔顿（Linda Walton）在论及宋代书院时谈到，“座落在‘不文明’的内陆地区如赣州的书院，起着‘文明’使者的作用”。 书院在这些地区的建立，就意味着“文”与“野”的分界线的改变。如湖湘地区重山叠岭、淮河峻激、舟车不便，所谓“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 这种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对各种信息的交流传播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到宋元时期，湖南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处在一种荒蛮而与儒家文化相对隔绝的状态。如湖南靖州会同的广德书院在元代创建时，当时文化发展仍几乎是一片空白。“靖州居楚之极壤，洞庭渚其左，巴蜀据其右，狑獠与邻，猨鸟与游，而兵革之所狃藉也。”“土地偏陋，去上国遐远，士不典于学。”书院的建立才使得当地有了“弦歌之音”。 又如江西瑞州上高县蒙山“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贪，远于都邑，则其俗陋，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到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蒙山银场提举建立正德书院以教山民子弟，授经书义理。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又重加修整增建，“延请师儒，招集徒众诵习其间”， 蒙山为此士习丕变，民德归厚。又如湖北郧县地处“楚西奥区，山高水险，俗尚朴醇”，到明代于莹中创建郧山书院才“渐知向化慕学”。 又如四川珙县，“僻处偏隅万山之中”“夷汉错处”，直到乾隆二十八年才有知县曾受创建南广书院，改变了“人自为学，家自为师”的状况。元代湖南慈利州天门书院创建之初，也是“傍邻獠峒”，而书院建立后，儒家文化得以迅速向当地渗透扩张，使当地成为儒家文化的覆盖区域，“士民怀道鼓箧而至，敬业乐群”，“颙颙，有如邹鲁”。 元代僻处湘西南崇山峻岭之中的武冈郡，天远地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杂处，风俗民习基本游离于儒家文化圈之外，而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儒林书院建成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昔为要荒鳞辏之地，今为申夭燕居之堂。子袊子佩，游息藏修，冠带如云，弦歌盈耳。化其民为君子士夫，易其欲为礼义廉耻”。 可以说，书院的建立与普及使儒家文化空间的分布不断拓展，通过书院，儒家文化得以渗透传播到一些与原有的文化相对隔绝的偏远僻陋之地，儒家文化在地域文化地图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如果说书院的建立与普及实现了儒家文化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拓展，书院的各种面向当地社会的会讲、讲学活动则进一步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垂直传播。书院会讲活动，肇端于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此后，会讲活动不断发展，在明代中后期兴盛一时并逐渐制度化。讲会活动是书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特色，也是书院实现其社会教化功能、实施文化垂直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文化发展、传播过程中，书院的讲学、讲会活动无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时，三湘士人学子纷纷前往，岳麓书院人头攒动，出现了“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的盛况。这无疑是有助于湖湘理学的推广传播的。又如明代中期，受时代风气影响，书院各种形式的讲会讲学活动时有进行。嘉靖年间，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等在江西安徽建复古书院组织惜阴会，在当时影响很大，“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钱德洪就此评论说：“盖吾师以人人同得之心启之于前，诸先达以人人同得之心发之于后，诸父老子弟以人人同得之心率之于躬。” 可以看出，讲学使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在当地深入人心，为江右王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然，这类讲学活动，对文化的发展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如此，书院的普及及其文化传播活动，也使地域文化在当时全国文化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如宋初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李允则重修岳麓书院之后，学者王禹偁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 ，正是书院的发展，使湖湘地区从荆蛮之地到邹鲁之区，文化地位相对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