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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般都认为黄帝铸鼎的荆山是在河南阌乡，今属灵宝县。那么，荆山下的鼎湖如何又搬到浙江了呢？与会学者经过热烈的讨论，意见仍不能完全统一，问题却越辩越明，正如黄文等先生所说，这大约应与道教徒和笃信道教的士大夫大量南迁密切相关[1]。道教最初是以民间形式进行传播的。但是，太平道发动了黄巾起义，五斗米道以汉中为中心，建立了政、教、军合一的割据政权，由此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警觉。在黄巾起义被镇压和张鲁降曹以后，魏、蜀、吴三国及西晋朝廷都加强了对道教活动的控制。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沦为各族冲突的战场，少数民族的首领因为相信“佛是戎神”而多有重佛轻道的倾向，这便迫使大量道士陆续到江南传教，另行寻找发展机遇。来自北方的于吉，来自蜀中的李宽，应属其中最主要的先行者，而张道陵的四世孙张盛，可能也是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迁居江西龙虎山，开辟了新的道场。
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正在日益走向腐朽。他们既感叹于世事无常，人命不永，又极其留恋恣情纵欲，富贵荣华的生活，在纷纷避地江东的同时，也普遍地由贪生畏死转而信奉道教的长生成仙之术。侨姓大族中的王氏、谢氏、郗氏、桓氏、殷氏，土著大族中的葛氏、孙氏、许氏、陶氏、沈氏、华氏、孔氏、陆氏等，都出过著名的道教信徒，或与道士关系密切。如《晋书•王羲之传》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而其次子凝之信教“弥笃”，以至于孙恩的军队攻到了会稽城下，时任会稽内史的他还在净室中“请祷”，欲邀“鬼兵”相助，竟至被杀。由这一典型事例即可说明，东晋南朝的崇道之风远较北方为盛。[2]
“仙，迁也，迁入山也”。道教徒认为“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不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以免“谤毁神药”，药才可成，成则“举家皆仙”，“不单一身耳”，故而，著名的道士多选择名山大川，风景秀美，而又避远精洁之处居之。据葛洪《抱朴子》所列，有“正神”在其中，适于“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峨眉山、绥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和括苍山，这应该是当时道教的共识。可惜中原的名山因为战乱已经“不可得至”，“江东名山之可得往者”，只剩下“霍山，在晋安；长山、太[1] 白，在东阳；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选择的范围既然有限，处于括苍山与仙霞岭的过渡地带，而又峰岩奇绝、云水飘逸的缙云山被道士所爱，并誉为仙都，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崇奉道教的王羲之“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是否到过缙云，尚乏确证；从小在道教教主杜家寄养达十五年之久的谢灵运曾经亲临缙云，则已可通过他的《游名山志》和《归途赋》加以坐实。《志》曰：“永嘉有缙云堂”，“又有孤石从地特起，高 三百丈而临水”[2]，《赋》云：“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所谓孤石指的就是鼎湖峰。葛洪的修炼之所虽在丽水南明山，但当地学者指出，缙云县有葛竹、丹址等地名，应 与他曾经在此炼过丹关系密切[3]。显名于晋末及宋、齐两朝的道士孙游岳隐居仙都四十余年，他的师傅陆修静“好方外游”，到过仙都料无问题。梁朝时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陶弘景早年曾从孙游岳学习符图经 法，并“东游浙越”，以后才“退隐茅山”[4]，他拜会孙游岳的地点很可能也在缙云。恐怕正是凭借此类人物的搬运之功和宗教的影响力，黄帝传说的发生地才由北而南，落户江左，而在中国方术文化中原本就被视为天梯的柱状石峰，也因顶上有湖，而被名之为鼎湖峰，并与黄帝铸鼎、炼丹、飞升挂了钩。中原既无法去，就近另造一套物化的崇拜对象，以资寄托和鼓吹，也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现实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