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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一提的是，缙云黄帝文化的定型和固化，很可能并不很早。因为生活于东晋末刘宋初的谢灵运在诗文中只把这突起潭畔的石笋叫孤石，可见当时尚无鼎湖峰的名称。谈到东阳、永嘉一带的龙须草时，他说：“意者谓鼎湖攀龙须有坠落，化而为草。”虽已言及黄帝鼎湖飞升一事，但语气并不肯定。谈到孤石顶间的小湖时，他又说：“顶有湖生莲花??古老云：黄帝炼丹于此”，似也仅限于客观记录民间异闻，自己未加任何评论。而于西晋惠帝朝做过太傅的崔豹，则根本不相信龙须化草之类的奇谈。据崔氏所著的《古今注》，孙兴公曾问：“世称黄帝炼丹于凿砚山，乃得仙，乘龙上天，群臣援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有之乎？”答者直截了当地表示：“无也。”并解释说，确有一种草叫做龙须草，“一名缙云草，故世人为之妄传。”这就证明，缙云黄帝文化的上限顶多可以追溯到东晋。
但只要有宗教力量的推动，无论起步多晚，也会很快成龙配套起来的。刘宋郑缉之《东阳记》曰：“独峰山，一名丹峰山，昔黄帝尝乘龙车登此山，辙迹尚存。”梁朝刘峻《东阳金华山栖志》曰：黄帝“游斯铸鼎，雨师寄此乘烟，故涧勒赤松之名，山贻缙云之号。”唐代王《广轩辕本纪》曰：“黄帝往，炼石于缙云堂，于地炼丹，时有非红非紫之云见，是曰缙云，因名缙云山。”《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郡国志》曰：“括州括苍县缙云山，黄帝游仙之处??有龙须草，云群 臣攀龙须所坠者。”[1]武则天圣历元年，干脆析括苍及婺州永康置缙云县[1]。至此，缙云黄帝文化的要件已基本具备，只剩下一道正式审批手续了。凑巧，在唐天宝七年六月八日，“有彩云起于李溪源，复绕缙云山独峰之顶，云中仙乐响亮。鸾鹤飞舞，俄闻山呼万岁者九，诸山皆应，自申至亥乃息。”于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于朝，敕改今 名”[2]。敕改今名即改缙云山为仙都山，原来，仙都一名是唐玄宗听了地方官员的报告后钦赐下来的。
苗奉倩的做法当然是故意讨皇帝老子欢心。因为李隆基不仅最崇 道教，在全国遍立庙观，使道观总数增至一千六百八十七所[3]；而且，自开元之末起，即“殆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是以后，很快形成了“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谄 谀成风”的局面[4]。“彩云仙乐”之瑞虽然根本靠不住，却合乎时代潮流，故玄宗闻奏，丝毫没有怀疑，在“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的同时，又令“周回三百里禁樵采捕猎，建黄帝祠宇，岁度道士七人，以奉香火”。有了朝廷的护符，缙云黄帝文化便取得了官方文化的合法身份。
接下来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道教将缙云山定为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二十九洞天，名曰仙都祈仙天；著名的小篆书法家李阳冰写了“黄帝祠宇”碑额；诗人白居易留下了“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的著名诗篇；迄于两宋元明，不断有专使奉诏祈雨，投金龙玉简致祭；宫观时而称黄帝祠宇，时而称玉虚宫，时而称仙都宫，毁而复建，不断修缮，愈翻愈新；皇帝常钦命道长主领宫事，一度还兼领本路诸道场，俨然成为东南最具影响力的道教中心；于是，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碑刻题记遍列山间。宋王十朋在诗中说：“皇都归客入仙都，厌看西湖看鼎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赞美的缙云胜景已经不单指环境的幽清静雅，更多的是欣赏这里丰富的文化内涵。
总括上述，不妨归纳出一种假说以求教于同好。那就是：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根本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也不可能远达东南，只是因为仙都一带风景绝佳，又有顶端成湖的石笋屹立干云，世所罕见，于是，道士们便利用当地的某些传说，将音同义异的顶湖附会为黄帝铸鼎、炼丹的鼎湖，又因黄帝与缙云氏有关，故而便以缙云名山置县，并在宗教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缙云黄帝文 化。张守节《史记正义》于开元二十四年“杀青斯竟”[1]，显然是受到当时强势文化的影响，才把黄帝说成缙云氏，并谓“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也”。至于《民国浙江通志稿》说：“古代所传，夏禹以前，浙江盖有二国，一为缙云氏，在缙云县”，“一为防风氏，在今武康县”，则是依据张氏成说，结合《左传》和《国语》等书倒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