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在唐人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宰相李德裕曾上疏敬宗曰：“臣闻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旧唐书•李德裕传》）黄帝和孔子并列圣人之首，成为中国文化的偶像。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黄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1]
《辽史•世表》曰:“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宋代黄老道流行，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他曾对大臣们宣称自己梦见了天尊，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宋史•礼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下诏“崇饰诸州黄帝祠庙”，翌年“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宋史•真宗本纪》），“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详细罗列了各种姓氏之来源，其中源自姬姓的有30余姓。宋人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和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都将大多数姓氏的来源追溯至炎黄二帝，追溯至姬姜二姓。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完全统一。元朝统治者面对比自己多出许多倍的汉人，不得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尊崇黄帝便在其中。《元史•祭祀志》载：“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元泰定二年，桥山黄帝陵住持道人状告不法之人，执把弹弓，闯入本宫，采打飞禽，掏取雀鸟，损坏飞檐，砍伐树木，泰定皇帝颁旨给陕西行省：“今给榜文常训张挂禁 约，无得似前骚扰，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痛行断罪。”[2]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诸帝皆派遣官员祭祀过黄帝陵。洪武四年、洪武二十九年、永乐十二年、宣德元年、景泰元年、天顺六年、正德元年、正德十一年、嘉靖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二十八年、天启元年，明帝均派遣官员赴黄帝陵致祭。清代对黄帝的崇祀有增无减，自顺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统帝溥仪外，皆遣官致祭过黄帝陵，致祭次数远胜前朝。清帝于康熙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七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八年，雍正元年、二年、十三年，乾隆二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五年、五十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四年、五年、二十四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年遣官致祭黄帝陵。这表明无论是汉人政权还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从治统和道统上继承和崇奉黄帝。
郑板桥在写给堂弟郑墨的一封书信中说：“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为婢妾，为舆台、皂隶，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1]这番话体现了郑板桥“民胞物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在郑板桥看来，人身份的高低贵贱与其血统无关，因为平民百姓与达官贵人同为黄帝尧舜之子孙。这无疑是对那种只有贵族世胄才是黄帝子孙观念的挑战，反映了中国人皆为黄帝子孙的理念。无独有偶，与郑板桥同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刘大在《吴氏重修祖谱序》中说：“谁非黄炎之胄，而谬相狎侮如此。”表达了与郑板桥类似的看法。四、黄帝与中华民族的自觉（清末至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西方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中华民族开始由自在转向自觉，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尊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使用黄帝纪年，自称黄帝子孙，谒祭黄帝陵，推崇黄帝为国魂，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尊崇黄帝的高潮。1903年7月，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说：“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 族民族之感觉。”[1]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用黄帝纪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沪军都督府等地方革命政权也以黄帝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