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一是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要素；二是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受到空前关注；三是民族的振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从而使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风格与特质。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又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乃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依托和团结纽带，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的源泉，人们能够不断从其中吸取营养、智慧和力量。一个民族如果只是现代经济发达而民族文化不显，甚至处处模仿他人，便算不上真正的强国，得不到世人由衷的尊重，所以建设现代文化大国就成了中国人应当奋斗的目标。
以此观之，黄帝信仰的重要意义就非同一般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和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代表，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根的象征，获得了其他任何传说中或史实中的人物无法取代的崇高地位。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
关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的传说，以往史学界在态度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直接引为信史，另一种是断然否定其史学价值，后者以《古史辩》派为代表。前者为信古派，后者为疑古派。近来学者推崇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努力超越“信古”和“疑古”，以求对古史获得一种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神话传说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神话可以不依赖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文学式的想像。传说则须以某些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节，虽说比神话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为历史资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贡献，但疑古太过，亦有偏失。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许多人认为他们错在史料处理简单化和未能充分重视和利用更广泛的古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所以人们努力去引证古史资料，包括金文和各种考古新发现，以证明炎黄说和五帝说的历史真实性。我认为仅此是不够的。“疑古”派的错误不单在史料的运用鉴别上，更在理论的视野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话传说积淀着人们世代集体的历史记忆，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隐藏着历史真实信息；其二，缺少多视角尤其文化学视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话传说乃是先民构筑民族文化认同符号的重要方式，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没有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实证史学的狭隘框架，是无法做好的。用近代人类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去评论上古人类的精神活动，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看起来“科学”，实际上并不科学。
文化哲学的著名学者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命题，他说：早在科学方法发现以前，人的经验也并非表现为一团乱麻似的感觉，而是有头绪有组织的。也就是说，人的概念从一开始便有某种明确的结构。但是，那些最初用来把握世界统一性的概念，跟我们现有的科学概念既不属于同一个类型，也不处于同一个层次，而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1]
[1]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