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变异性，是在中国各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说来，中华文化大致是由早期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文化，发展、变异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导、包含浓厚宗教色彩的古代文化，到近现代又开始向近现代文化的变异或转型。其中，文化的变异大致与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相同，即由局部的量变，最后发展到质的变异，学者们又称之文化的变迁、转型或异化。中华文化的第三次转型，大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尽管各民族、各地区近代化起步有先后、程度有所不同，但近代文化因素在萌芽、生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基础的变革，中华文化也才真正进入到第三次大的变革过程之中，即向现代化的中华文化的转型过程。
民族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发生变异的原因和推动力是什么？从哲学意义讲，应与任何事物发展变化原因相同，既有事物内部的变化，也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也就是所谓的“内因”和“外因”，而外因通常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具体到民族文化发展的变异，其内因主要是多元的各民族社会内部（主要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引起文化的变异；其外因，则是指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邻近的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但因时代、地区、民族等的不同，有时是内因起主要作用，有时外因又起主要的作用。国内有的学者将近现代世界各国文化的变异、转型，按内因、外因作用的不同，加以分类：有内因为主的所谓“内生型”，即主要通过内部变革，因社会经济的转型引起文化模式的转型；有的在外力冲击下，原有文化模式的逐步转型，即所谓的“回应型”；还有一种称为“同化型”，即主要是在新大陆发现后，英、法等国在殖民地实行文化殖民化的结果。
中华文化第三次大变异，主要也是外因起作用，这与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长期处于分散的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闭、保守的特点有关，只有靠外部文化的冲击，才会有大的变异的可能。外因起主要作用，并不等于内因没有作用或作用不大。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推动，只有通过民族内部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变革，或民族所在国家政权通过一系列变革文化的政策、措施，上层精英的支持、推动等因素，才能真正使原较为稳固的传统文化发生大的变异。其中，作为各民族所在的国家政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及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民族文化的变革、转型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在中华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特别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中华文化也同所有的民族文化一样，其另一基本特征是具有稳定性，或称之为保守性。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代表民族自身的属性，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也就等于失去了本民族自身。即是说，民族文化是维系本民族存在的条件，民族认同的依据。它一旦形成即有着比较顽强的稳定性。如民族文化的语言文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那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凝固而成，虽然也有一些发展、变化，但其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仍然会顽强地保留下来。这种稳定性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历史越悠久的大民族，其文化的稳固性就更为顽强。不仅如此，民族文化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排他性，对外来文化有一种自然的抗拒力，特别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初期，更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变异性与稳定性，看来两者似乎是矛盾的、对立的，这正是两者辩证的统一，同处于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之中。民族文化如果没有稳定性，只有变异性，那就没有民族文化的存在；相反，如果只有稳定性而无变异性，民族文化就会成为僵死的怪物，死水一潭，是不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也是与民族发展的事实相悖的。因此，中华文化与所有的民族文化一样，其基本的特征是其变异性和稳定性，而两者辩证的统一则是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