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演变史实昭示了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历史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出现的主要问题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与庶民，在治国与从事生产时，遵循前述圣贤的思想观点，敬畏天命，谨守农时，爱惜山川草木，甚至颁发律令，设置机构与官吏专门加以管理；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在治田与治山治水方面创造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如在田制方面，先秦时期曾有平治水土、沟洫治理等措施；秦以后，在山区先后出现过区田、梯田，在平原低易积水处，出现过垸田、圩田[1]。这些治田措施，既提高了作物产量，也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还推动了我国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在历史时期，也不断出现统治阶级为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解决贫苦百姓生计要求，采取弛山泽之禁，放任贫民垦荒扩种，甚至毁林毁草开荒等破坏生态环境现象；还有统治阶级为建造宫殿府邸，或因战争原因，肆意采伐林木，纵火焚烧森林草原等恶劣行径。结果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多方面退化乃至恶化。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森林面积大幅度缩减
在我国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即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我国不仅东部森林区原始森林广布，就是东北西部与西北北部之草原、荒漠区及青藏高原区，也分布有大面积的森林[1]。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距今4000年至2000年期间，我国森林覆盖率曾达46%～60%[2]。后经长时期的过度开垦与破坏，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森林覆盖率已减至5%左右[3]。使许多林区变成光山秃岭，劫余之后的许多林区也林相残败。我国森林遭此严重毁坏，还造成其他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加剧，其后果十分严重。
2.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加剧
正是因为历史时期持续不断地滥伐森林、毁林毁草开荒、陡坡垦种，使我国广大山区丘陵区土地失去森林、草地的保护，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至共和国建立初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4]而水土流失实际影响地区更达到240万平方公里，占到全国总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5]不仅使山丘原区每年流失约50亿吨肥沃土壤[6]，导致土地日益瘠薄，还使平原地区河流、湖泊被淤垫，农田、村舍遭受冲淤。灾祸异常剧烈。
3.沙漠与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我国沙漠科学工作者通过考察研究，查明我国的沙漠与沙漠化土地共1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5.5%。其中沙漠116.2万平方公里[1]（含戈壁56.9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32.8万平方公里。
内中有12个大沙漠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之北部与东北西部地区。通过沙漠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的考察研究，普遍认为其中分布于贺兰山以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柴达木沙漠、库姆塔格沙漠、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主要是地质时期由于自然因素而形成的。而分布于贺兰山以东之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与呼伦贝尔沙地则是人类历史时期由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沙漠。这六大沙漠与沙地总面积为159080平方公里。[2]即就是贺兰山以西的地质时期形成的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在人为活动的作用下，有不同程度的蔓延扩大。至于陕西关中东部沙苑、豫东与皖北黄泛区以及海南岛西南部、福建省海滨之沙地，则更是人类历史时期形成的人造沙漠。也就是说，我国在人类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为活动中之不当耕垦、放牧、樵采以及战乱破坏等，使我国沙漠面积扩大了至少16万平方公里，使大面积的草原与耕地沦为沙漠，一批村镇遭风沙侵袭变为废墟，如楼兰城、统万城等，还使沙尘暴与雨土等现象大为增加。
4.大量湖泊萎缩消失
我国古代南方长江流域固然有许多广泽巨浸，如云梦泽、洞庭湖、彭蠡泽、鄱阳湖、震泽（又名具区，即今之太湖）等等，然而北方黄河流域也存在不少大湖。如在下游即有大陆泽、巨野泽；中游有汾河上的昭余祁，渭河上的杨纡、焦获，无定河上的奢延泽；上游有屠申泽。甚至在西北内陆半干旱、干旱荒漠地区也有多个著名大泽。如河西走廊今民勤地区的休屠泽（唐时名白亭海）、阿拉善地区的居延海；还有柴达木盆地东缘的西海（又名仙海，即今青海湖）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蒲昌海（又名盐泽，即后之罗布泊）等。前述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古湖，由于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原因，有的如云梦泽、彭蠡泽已消失；另一些则发生了盈缩变化。其中的洞庭湖，本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唐宋时期，号称“八百里洞庭”，面积广达6000多平方公里；但至清末，则因长江泥沙淤积与人工围垦，萎缩不足3000平方公里，[1]小于鄱阳湖，降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而北方黄河流域的古代大湖，则主要由于人为活动（也有气候趋于干旱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上列各湖均已湮废；屠申泽、休屠泽也遭遇同样命运；蒲昌海、居延海与西海则程度不等的有所萎缩。众多大型湖泊的萎缩甚至淤填成陆，往往对区域水文环境、气候状况造成负面影响，西北干旱荒漠地区湖泊消失后，还给沙漠化提供地面沙源，容易形成新的沙漠。
5.动植物种属减少
因为我国幅员广阔，西倚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自北向南跨有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多个温度带，自东向西又跨有湿润带、半湿润带、半干旱带、干旱带等多个湿度带，加之地貌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导致我国动植物种类繁多。如动物中，仅陆栖脊椎动物就有2091种，约占世界总种数的10%，内中兽类为414种、鸟类1166种、爬行类315种、两栖类196种[2]。植物中，仅种子植物与蕨类就约有353科，3184属，27150种，仅次于马来西亚（约4.5万种）与巴西（约4万种），居世界第三位。[3]其中有不少珍稀品种与我国特有品种。为我们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人类历史时期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变化，特别是过度的采伐开垦狩猎捕杀，森林草原面积锐减，动植物之生态环境恶化，因而有许多动物种属，如扬子鳄、中国野象、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长臂猿、金丝猴、东北虎、华南虎、孔雀、鹦鹉等，其分布范围大为缩小，野生犀牛、高鼻羚羊与崖柏等动植物种属已经灭绝，麋鹿、白臀叶猴等珍稀动物已濒临灭绝[1]。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的动植物种属减少的现象，已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实际上也已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生存。
6.自然灾害趋于频繁，灾害程度也趋于严重
前已述及的我国历史时期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加剧、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等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增强的具体反映，当然更易引起大家关注的还在水旱灾害方面。
以黄河流域为例，根据史料统计，黄河下游决溢泛滥状况是：
西汉与东汉时期（前206—220年），426年间共发生15次，平均约28年发生一次；
三国、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220—960年），640年间共发生38次，平均约17年发生一次；
北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408年间共发生121次，平均3.3年发生一次；
明、清与民国时期（1368—1949年），582年间共发生237次，平均2.5年发生一次。
从上列统计与计算的数据可清晰地看到，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洪水泛溢决堤造成洪涝灾害的次数与频率是呈不断增加的态势。
同样根据史籍记载的资料统计的黄河流域山西、河南两省从公元100年至1800年严重级以上的大旱次数分别是254次与97次。以公元1200年为界，之前的11个世纪中，平均每世纪发生严重旱灾分别是6.2次与3.2次；而之后的6个世纪中，平均每世纪发生严重旱灾次数分别达到22.3次和8.9次[1]。均有大幅增加。
南方长江流域历史时期水灾也同样日益严重。据史料统计与计算，长江中游水灾，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两代6年一次，明清时期4年一次，民国以来平均2.5年一次[2]。
正是愈来愈频繁剧烈的水旱灾害，向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生态环境正不断恶化的警示。到清末、民国时期，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培植森林、讲求水利、保持水土等保护环境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