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引言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积淀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洋溢着自强不息、革新进取的精神，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记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这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现出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在漫长的年代里，我们的先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箴言和启示：
——《周易》告诉我们，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分别见《乾卦》、《坤卦》、《大畜》）。
——司马迁告诉我们：“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他写出了第一部翔实的通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告诫后人，对于历史，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后论）。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以深邃的史学思想指出一个真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人方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提醒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做一个贤者。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
这样几句话：“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他把史学经世致用同人民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宏伟著作《资治通鉴》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以“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入史（《资治通鉴》附录《进资治通鉴表》）。这两句话，从“通”和“鉴”的意义上说，它可以超越时空而产生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后人沉思不已，并奋起而有所作为。
——清初史学家王夫之不仅读懂了《资治通鉴》，而且“读懂”了中国历史，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读通鉴论》。在他看来，《资治通鉴》这部书包含着“国是”、“民情”、“边防”，以及士人行为准则、学人品格要求等等，而历史上的经验则是“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鉴，异亦可鉴”（《读通鉴论·叙论四》），这部书给后人留下的启示可谓多矣。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史论家龚自珍，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还认为，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分别见《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尊史》）。他这里说的“大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理解为治国安邦之道，社会变革之道，就像他的诗所表达的那样“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反映出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在1924年用李守常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为《史学要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现代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认为：“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是我们“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号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史学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就是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一、史学与历史文化认同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如《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纣，就有许多古代民族或部族参与其役。《左传》一书以大量的文字记述了春秋时期诸华（亦称诸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互冲突、交往、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以征伐、会盟、通婚的形式出现[1]。到了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下，在《史记》中清晰地描述了中原及周边各民族的历史，从而展现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大气象。他经过认真考察、抉择历史文献，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揭开了以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历史舞台的序幕，为后世历代史家不断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为后人所认同，《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在不同程度上仿效《史记》的做法。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不满意前人所撰的多种晋史，于是在新修《晋书》中专立“载记”，以记述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的“十六国”的历史。他们在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中，还列出“霸史”一类，著录“十六国”时期的史官们所修的“国史”，并在“霸史”类的小序中称赞说：“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隋书·经籍志二》）与此同时，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们认同魏收撰写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和魏澹的《魏书》（以西魏为“正统”）的“正史”地位，并撰写了《周书》和《北齐书》纳入正史范围。这可以看做是继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出现《史记》、《汉书》巨著之后，在隋唐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出现的撰写“正史”的高潮和史学家们的宏大历史视野，而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乃是他们的重要宗旨之一。
元修宋、辽、金三史，承认宋、辽、金三朝“各与正统”，显示了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的政治气度，而这个气度正是建立在认同三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历代相传的修史传统的基础上。清修《明史》，其情形大致与此相近，只是满族贵族在历史认同即所谓“治统”和文化认同即所谓“道统”方面，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广泛、更有效的积极措施，其中包含清朝诸帝对黄帝陵、炎帝陵的祭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
可见，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