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始终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文化”的关注。首先是80年代的“文化热”和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在90年代，这种文化关注更多地进入学术领域，在大众参与层面似乎有些沉寂，但进入21世纪，对文化的关注由学术领域再次进入社会公众领域。2004年以来，先是有围绕关于儿童“读经”的讨论，又有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关于山东曲阜“祭孔”、陕西祭祀黄帝陵活动的讨论；2005年底，又出现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讨论，2006年，随着“论语心得”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社会中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2008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又有关于“中国文化标志城”的讨论等等。
这些都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个层次的文化诉求都在增加。党中央在“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正确反映了时代需求，也印证了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特征。
在我们思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发展目标时，对已故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命题有强烈的感受。如果说，“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宏伟任务，那么，“文化自觉”的命题就是实现这一宏伟任务的认知基础。
“文化自觉”命题，虽然是费孝通先生在90年代提出的思想，但其背景，却是他通过对自己20世纪的人生经历，对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东方文明思考的结果。
在199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我是191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86岁，有生以来过去的岁月都在20世纪之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20世纪的见证人。在这个世纪中，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从大多数人的生活来看，并不能说是一个很愉快的世纪。”[2]在20世纪，人类虽然有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有美苏争霸被打破和冷战的结束，有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的重大进步；但人类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遭遇了生态破坏、资源匮乏、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的困扰，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仍面临严峻挑战，人类生存仍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有识之士都注意到文化因素的重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必须经过文化转型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必须放弃西方文化独大的单一普世文化的观念，承认文化的多元化。费老的“文化自觉”命题，正是站在时代高度，对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格局作出的积极反思。他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对“文化自觉”命题，费老又有另外一种表述，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说过，这一句话是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他指出，“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自己的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的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进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2]
把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思想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我们更加感觉到精神家园建设在中国是一种迫切的时代要求。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中华文化因其有5000年悠久历史而具特殊地位，另一方面还在于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文化需求。
精神家园的建设必须启动本土资源，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识。但在如何“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方面，却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分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