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西周统治者产生“天命转移”思想以来，至上神的观念就是淡漠的。孔子继承西周统治者的思想，建立以“不语怪力乱神”为标志的儒家思想体系，后来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有产生像西方中世纪那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如基督教一类的宗教，因而形成中国古代道德意识形态的特点。
从天地合德生化万物的宇宙观出发，古代儒家解释了生命的来源，同时用“天地之帅吾其性”解释道德的来源。但是，气中何以有道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从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2]，到荀子所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都把道德当做一种无需论证的预设，这种预设的一个前提是，在天地的运行中似乎有一种正义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日月天地、四季寒暑周而复始而永不止息。《易传》解乾卦“元亨利贞”四个概念，说“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德”，就属此意。这种内在力量有时也称之为“正气”，“正道”。孟子称之为“诚”。
儒家的道德来源理论与西方基督宗教的一个根本不同是，后者的道德来源是上帝所制定的（十诫），是外在的规定。而儒家的道德是内在的，在人自身之中，不需要从外部给予或引入。这样也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道德已经存在于身体之内，那么它的实现不也就非常容易吗·
孔子一方面在理论上给予这种肯定：“为仁由己”[1]，“我欲仁，斯仁至矣”[2]，强调道德的实现完全在我；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他又指出道德的实现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3]日月至焉而已矣。”
那么，道德实现之内与外，到底关系如何?用何种方法，才能使道德得以实现呢·这既是自孔孟以来的古代儒家所讨论的重点，也是在今天值得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在儒家看来，道德虽然与肉体同样来自元气自然，但与生俱来并不等于与生俱成。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道德的存在与它的实现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张力。孟子用“善端”一词来形容“善”的先天存在，把它解释为一种可能性，分别表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它们虽然在终点上可以和仁义礼智对接，但必须通过特别的方法和手段。孟子用“扩充”、“存心”、“思诚”、“求放心”、“尽心”、“反求诸己”等术语来讨论道德的后天锻炼培养与实现方法。孟子的这些讨论，在孔子之后奠定了儒家“修身”的理论基础，所以受到宋明理学家的特别重视。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5]
因此，“修身”在儒家理论中就极为重要。儒学的核心经典，对修身都有特殊的表述，《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中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修身为九经之首。
儒家注重修身的传统和西方基督宗教的伦理修身有很大的区别。在后者，由于道德是“天启”的，所以戒律也是外在的，因此，“牧灵”成为一个专门术语。教会组织、神职人员、教堂，成为“传布福音”的外在物质基础。其道德指导的功能，在西方社会直到今天仍极其重要。而中国古代，儒家对“德”的定义是“足乎己无待于外”[1]，因此道德要靠“自觉”来提升。儒家在先秦以后的发展中，总结出一系列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在今天仍有着积极参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