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修身养性”的伦理自觉来达到道德的实现，其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
儒家的道德实践，最主要的领域是家庭。古代儒家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用家庭作比喻。这种思想的渊源，自然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宗法社会结构紧密相关。中国近代以来，梁漱溟等许多学者一再强调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特色，也是由此出发。直到今天，家庭伦理观念仍在中国社会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通过伦理的实践来实现对道德的自觉和服从，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容易实现的事情。
儒家认为，家庭秩序是天生自然的，因而也天然合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2]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孟子借古代圣人的名义将道德秩序概括为五个方面，他说：“〔舜〕使契为司徒，[3]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没有使用“五伦”一词[1]，但他将这种秩序概括为五类，为后来整个古代社会所遵循。在先秦，还有“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2]的说法和“十伦”[3]的提法，但实质都是以“五伦”为核心。
五伦思想的特点，是以家庭为中心，建立普遍的社会道德秩序。在五伦中，有三项直接和家庭相关（父子、夫妇、长幼），有两项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相关（君臣、朋友），其中“长幼”一项，既可以适用于家庭，也可以适用于社会。《礼记》中的“七教”，就将兄弟与长幼分列为两目。在现代社会，五伦中的君臣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有人将社会组织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与之类比，这种类比如果可以接受，那么现代社会的人仍然生活在“五伦”之中，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对家庭、对社会肯定都是有益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处理“五伦”关系的原则，有些在今天已经需要加以改造，注入新的内容，但作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先哲从家庭出发去思考上述问题，具有朴素的合理性。梁漱溟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时曾说：“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此即是说：在文化比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道德礼俗之路。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与法律是相联的。道德之异乎宗教者，在其以自觉自律为本，而非秉受教诫于神。礼俗之异乎法律者，亦在其慢慢由社会自然演成，而非强加制定于国家。其间精神正是一贯的。”[1]
梁漱溟先生所说的“道德礼俗之路”，指出了五伦的社会秩序观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秩序规则的自觉自律和自然养成。家庭的伦理要求，不是靠外力，而是“以情带理”，“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这些典故，都是从亲情中引申出社会秩序的要求。
从五伦的内容看，它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如君臣之间，就需要“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样，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等等。上述种种义务的规定，均强调不同家庭—社会角色对他人所要付出的义务，这就通过肯定“利他主义”来达到完善社会秩序的目的，表现出儒家所信奉的族群之上的伦理价值观。
近年来，关于利他主义的评价，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都十分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J·菲尔德（AlexanderJ.Field）在《利他主要倾向——行为科学、进化论与互惠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对人类利他主义的讨论，人们经常有一种云遮雾绕、模糊不清的感觉。他们总是质疑什么是利他主义行为，以及它是否真正与自私自利相区别。”[2]因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合理的利己主义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正如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所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3]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行为学和博弈论的研究进展，科学家发现利他主义不仅在生物进化领域，而且在人类发展中都成为高频率的选择，从而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他主义在社会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市场竞争中“双赢”口号成为时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社会观在今天仍有探索和研究的必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这里所包含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念，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1930—）认为，如同市场活动中普遍的利己主义一样，利他主义在家庭内是随处可见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换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低，而在家庭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高。利他主义可以提高家庭成员的产出水平，保证了家庭成员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随之而来的不测事件。[1]贝克尔还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一个细胞，尽管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家庭却依然保留了对全部制度的最大影响。在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里，家庭对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都承担着责任。”[2]西方学者的这些论述，给我们以启发。在古代中国，对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发掘这些资源，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仍有借鉴意义，而且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五伦的社会秩序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家庭的教育功能。中国古代自西周以来，就强调孝悌为先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礼”的社会秩序。例如中国古代著名的《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从教子、兄弟、治家开始，到风操、慕贤、勉学、文章等一一加以论列，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路。清朝人王钺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1]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此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有一大批关于青少年家庭教育的“蒙学”读物，如《弟子职》、《童蒙训》、《小儿语》、《弟子规》等等。在这些蒙学读物中，《弟子规》可看做是一个典型，它根据《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2]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一段话加以通俗的阐述，全文仅360句，却包括了伦理道德、生活守则、待人接物、文化知识。考察这些内容，即使在今天，绝大部分也是可取而合理的，可以成为当代青少年教育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