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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拓岭南的功臣赵佗社会和谐思想与实践

    第五,修筑关防城池,加强防卫力量。

    (1)筑乐昌“赵佗城”。

    乐昌,是北江的重要支流武水流经的重要地点,武水源于湖南南部的宜章,流入广东后,经乐昌、韶关,与浈水合流为北江。故在湖南顺武水而下,可达北江,然后顺流下番禺等地。所以,武水是一条有战略意义的河流,乐昌傍武水,近南岭,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任嚣任南海尉时,即在乐昌傍武水,抵泷口处筑“任嚣城”,并置备成兵。赵佗继任后,在任嚣城的河对岸“乐昌西南二里上抵泷口”处(即今乐昌县南五里处),修筑了“赵佗城”(刘远铎:《乐昌县志》卷19)。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考古工作者进行文物普查时,在乐昌城南武水北岸洲仍发现了西汉早期建的城址,有石柱础、绳纹板瓦、筒瓦堆积以及利用河卵石而砌成的城墙基址,被认为可能是赵佗用以隔绝通岭北险要水道的屯兵防守城。赵佗傍“任嚣城”而修筑“赵佗城”,不仅可以牢牢控制武水水道,而且还可以对湖南地理形势起一定的控制作用,即清初屈大均所说的“扼楚塞”(《广东新语?水语》),阻止敌军由此南下;而且“赵佗城”与“任嚣城”夹武水而筑,加强了乐昌附近的防卫力量,与附近的秦关防联为一体,形成较大区域的军事防卫区,更有效地阻击敌军南下。

    (2)新筑仁化城。

    仁化亦紧邻湖南,为防卫前沿之一,赵佗在“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江筑城”(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到了明朝,“城址尚存,勒‘古秦城’三字”(胡居安《仁化县志》卷5,卷1),清朝重修时曾勒“古秦城”之横匾。屈大均认为仁化之城“仁化接壤桂阳,乐昌接壤郴州,当时东岭未开,入粤者多由此二道”,而赵佗在乐昌、仁化筑城,就可防备从南安(今江西境内)间道从彬、桂直趋而入粤之敌军,“此佗设险之意也”(《广东新语·地语》)。

    (3)英德、清远筑“万人城”。

    英德城南,有浈水(即今北江)流经浈阳峡,峡长20里,水流湍急。浈水之上源为水。秦时即在水、浈水交接处设浦关。赵佗“为城于此山(浈山)中,名万人城”(刘远铎:《乐昌县志》卷19)。

    清远距番禺仅一宿之路程,其北为英德,系“两粤之孔道,北吏之门户”,地理位置亦重要,赵佗亦在此“筑万人城”(董佐:《广东通志》卷120),以利于士卒北上驰援英德、南下保卫番禺。

    除乐昌、仁化、英德、清远的城址外,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广东的澄海、始兴都有汉代城址,也有可能为赵佗时所筑。

    (4)首筑龙川城。

    赵佗首任龙川县令,他在龙川经略六七年,首筑龙川城。龙川县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广东北部,与江西定南县和寻乌县接壤,处于东江、韩江上游,在两江流域分界线上,雄踞两流域交通要冲。清嘉庆《龙川县志》载:“郡据上游,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固三省(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可不谓岩邑哉。”赵佗在任龙川县令,亲自踏勘当地山川形胜,选择城址,指挥筑城。唐朝丰昌明在《越王井记》中说他“登山望景”,最后确定“建池于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全唐文》卷816)。赵佗建的佗城,三面环山,山峰秀丽,南临东江,江水如龙,易守难攻,既利于运输,又方便吸水,甚为得当,故历千年城址没有搬迁。

    (5)加强国都番禺城的防卫。

    番禺是南海郡治,也是南越国国都。它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处,负山面海,内河航道发达,海道亦交通频繁,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任嚣任南海郡尉时,亦在此筑任嚣城。赵佗建南越国,定都于此,在任嚣城的基础上,扩建成赵佗城。“任嚣城”、“赵佗城”即是番禺城(广州最早的城市)。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了南越国的宫殿遗址,宫署走道,大量的巨型建筑材料,万岁瓦当,越王井等。根据考古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赵佗建番禺城的大致范围:其南界大约在今中山四路向南约300米处,即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东侧,西界大约至今人民公园,北界与宋代子城北界相接,约当今东风路以南、东界在今仓边路。

    赵佗驻重兵于番禺西边的北江的天然险要之一——石门。明朝胡荣《粤会堂记略》称,“距番禺上流四十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险要,也是水道交通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南越之险夺矣”(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

    这样,赵佗就以番禺为中心,建立了三道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以湟溪、阳山、横浦三关为主,辅以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部署最强兵力;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在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布防,配置一定的兵力;第三道防线则为石门要塞。这样,番禺城就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了。

    第六,稳定南越军队。南越的军队多是中原人。秦始皇南征百越的50万大军,全部留在南越“谪戍以备之”(《汉书·严助传》)。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一措施对减轻士兵思乡、思家之情,安定他们的情绪,消除不稳定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赵佗的治军思想,就是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利用岭南的有利地理形势,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加强军力,巩固边防,稳定军心,建立和谐的军队环境,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保证。

来源: 公祭轩辕黄帝网    编辑: 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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