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政权建设上，赵佗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汉越联合政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使治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南越国是一个社会和谐的政权。
任嚣以自己的丰富经历和敏感的政治嗅觉，向赵佗提出，在岭南立国的有利条件之一是“颇有中国人相辅”（《史记·南越列传》）。这“颇有中国人相辅”的内容，应包括两方面的人，一是南征百越大军的50万人，既有各级官吏，也有广大士兵；二是一批在岭南长久居住的中原人。如史定，据说其先为越人，但其祖辈史禄是随秦军入南越的，后居于揭阳，赵佗便授史定为东部重镇揭阳令。赵佗需要原属中原而长久居住南越的人士帮助治国，是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也有中原的传统观念。他们久居南越，多少融入了越人社会，融合了两地文化。这是南越政权的一股重要力量。
南越政权的另一股力量，就是赵佗任用越人酋长为吏、为将，作为地方官长去治理其地。这些越人与中原来的人共同组成强大的统治集团。如吕嘉，号称“越人之雄”，赵佗拜之为丞相，并以其弟为将军，吕氏家族中许多人都得以担任官职。吕嘉的儿子娶赵佗的女儿，女儿嫁赵佗的儿子。吕嘉是南越政权中的核心人物。此外，南越国册封了一些王侯，如西于王，驰义侯何遗，归义侯郑严、田甲，侯毕取；任命一批文武官员，如瓯骆左将军黄同，桂林监居翁、越郎都稽，交趾、九真二郡的典郡使者等。这些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越人。
这两部分人在统治集团中，由于利益相一致，消除了他们之间的疑虑，很好地相处，团结一致，使行政权力运作顺畅。这是社会和谐表现的重要一面。
南越国政权采取适合时宜的民族政策，概言之，就是文献上所说的“和辑百越”。
首先，鼓励汉越通婚。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联婚，从来是和睦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间隔阂的重要措施。赵氏王室从自身做起，带头与越人通婚。如第三代明王婴齐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第二代文帝赵昧墓东侧室出“右夫人玺”金印，同出“赵蓝”象牙印，这位“右夫人”可能是越女，从夫姓赵。丞相吕嘉的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汉书·西粤传》）。吕氏家族还与南越所封的苍梧王赵光家族联姻。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头与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人与越族的通婚更为普遍。汉越通婚为南越政权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了基础。
其次，中原人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风俗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和社会行为习俗，风俗习惯属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因素，注入了一个民族的感情。对于越族的风俗习惯，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则会伤害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不利于统治。如果遵从之，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有利于统治。赵佗居粤多年，对此深入体验。因此，他对越族的风俗习惯采取良则从之，恶则禁之的态度。他自称“蛮夷大长”，以越族的衣冠和礼仪，“椎结箕倨”接见陆贾，就是他从越俗的见证。在他的治理下，“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则是他禁止越族不良习惯的历史记录。所以汉越民族日益融合。
第三，让部分越人“自治”。岭南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赵佗因地制宜，让一部分地区，实行由越人“自治”。如对交趾地区，赵佗仅派二使者前往“典主”，同时又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位“西于王”，让他们“自治”西瓯地区。
赵佗在南越国建立的汉越联合政权，实施较正确的民族政策，比较成功地处理好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不仅“和辑百越”，“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而且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汉书·高帝纪（下）》）。南越国政权政通人和，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