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岭南经济，努力解决民生问题，为岭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奠定了基础。
岭南地区属于边疆地区，古人多称之为“南蛮之地”。解放以来，两广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但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址，而且发掘和清理了数以万计的墓葬。如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文帝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两广的汉代墓群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把这些文物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经济发展面貌。
由于大量中原人南迁，他们带来了铁制农具、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对岭南地区的开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考古资料证明，秦汉时代岭南地区已进入了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农业，农作物种类繁多，园圃业发达。耕地面积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的水果蔬菜，源源北上。手工业生产有突破性的发展。青铜铸造业已达较高的水平，有铸造和锻造两种，而以铸造为主，并且懂得了先进的“失蜡铸造法”。已经有了冶铁业。岭南地区的陶瓷业发展到第一个高峰。纺织业有长足的发展，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套铜制印花凸板，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纺织史上最早的一套彩色套印工具。岭南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基本上赶上了中原地区的水平。漆器制造业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南越国都番禺和桂林郡治布山两地都设有市府作坊制造漆器，成为岭南漆器制造中心。玻璃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南越王墓出土22块平板玻璃，为我国汉墓中首次发现，是目前为止时代最早的平板玻璃，经专家鉴定，这些玻璃一部分是岭南地区自己制造的。玉器制造业的成就令人鼓舞，南越王墓出土玉器244件（套），随葬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和保存之好，是全国汉墓所仅见。这些玉器精致美丽，造型和设计风格与中原地区无多大的区别，而且大部分是南越国宫廷作坊制作。总之，南越国时期，农业、手工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奠定了基础。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赵佗以人为本，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大力发展经济的思想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赵佗任龙川县令约六七年时间。秦制，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为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官阶即俸禄有一倍之差，反映了县的等第。赵佗既为龙川县令，说明龙川的政治地位高，地理和军事交通地位重要。龙川置县之初，辖区包括现在的龙川、河源、和平、连平、兴宁、五华、梅县、平远、燕岭、大埔、丰顺、梅江区等，以及新丰、陆丰、紫金、寻邬等县的部分地方。可见当时龙川县的范围相当辽阔。当时龙川密林遍布，瘴气袭人，自然条件恶劣。土著越人用刀耕火种方法开垦土地，仍未脱离原始农业阶段。秦统一岭南，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工具使砍伐大片森林取得土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成为可能。赵佗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唐代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说：“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池于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景望，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全唐文》卷816），所见为一望平畴沃野，草木丛生景观，生态环境非常良好，适于人类开垦繁衍。所谓赵佗在龙川“垦辟定规制”，自然包括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制度，以及相应技术措施、管理和环境保护等。赵佗为开发龙川，改变龙川的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佗以人为本，为民生解决实事，发展南越国经济，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史记》、《汉书》记载的高后采取“别异蛮夷”政策，令赵佗大为不满。
《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汉书·两粤传》载：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
“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我们对这两段记载，略作分析，可以看出赵佗对发展南越国经济的关注，并为此而作不懈的努力。
第一，“有司请禁南越关市”。“关市”对于南越国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南越的社会经济比中原地区落后，赵佗十分重视与周围邻国和汉朝的关系和商业贸易，充分利用秦平南越时开辟的新道，设置“关市”，从中原引进南越所无的商品、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同时亦将南越的特产在“关市”向中原销售。“禁关市”等于是对南越国实行经济封锁。这点赵佗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禁南越铁器”“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铁器在当时是先进的生产力，南越需要从中原输入。正是因为南越从中原获得大量铁农县和铁手工业工具，才使南越的农业、手工业获得突破性的发展。“禁南越铁器”，也是对南越经济封锁的一个方面。这点也使赵佗暴跳如雷。
第三，“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马、牛、羊在南越奇缺。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牛是主要的农耕畜牲，羊是主要的肉食之一。马牛羊对南越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吕后的政策，“予牡，毋与牝”，即只供给雄的，不能提供雌的，唐颜师古注《汉书》说“恐其蕃息”，使马牛羊在南越不能繁衍。吕后的政策是非常毒辣的。这使赵佗食难安。
第四，这三件事，对于关注南越经济发展，重视民生的赵佗来说，如五雷轰顶。他“夙兴夜寐，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他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希望吕后改变政策。但吕后不但不依从，反而扣留这三人于京，不让返回南越。二是派兵攻打长沙国边邑。三是“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万变不离其宗，总的目的，是要吕后改变封锁南越经济的政策，以改变民生。
赵佗关注民生，重视发展经济的举措之一是带领民众，在南越广筑水井。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从居无定所走向定居，从靠采集天然食物为生走向发展种植农业的必然结果。水井的发明为人类摆脱傍水而居的限制，从河湖两岸走向内陆提供可能，是人类不断提高对自然界的开发能力的表现，是人类对水资源利用的重大进步。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在龙川筑有越王井。据韦昌明《越井记》称“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新”（《全唐文》卷816）。韦昌明认为，赵佗在龙川筑井，是赵佗的政绩之一。此井在当时可供万人汲用，估计是供县城戍卒及附近居民的饮用井，对于改善县城居民的饮水卫生状况，保障军民健康，有重要意义。据新编《龙川县志》载，井位于龙川旧县城佗城镇光孝寺内。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汲口，井台高出地面0.7米。六角形的台面，以四块石板平铺而成。井膛用三层红色方石叠砌，叠石下用青砖铺至井底，中部直径约2.5米。现保存完好，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州也有赵佗修建水井的文献记载和遗址。《太平寰宇记》说：“（越王井）深百余尺，云是赵佗所凿。诸井咸卤，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岭表录异》记载：“（越王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余，砖完备，云南越赵佗所凿。广之井泉率卤硷，唯此井冷而且甘。”越王井又名天井、越台井、赵佗井，后因宋番禺县令丁伯桂在井上盖上九孔石井盖，故又名九眼井。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九眼井“相传尉佗所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称佗欲斯水，肌体润泽，年百有馀岁，视听不衰”，“广州诸井此最古”。此井位于今广东科学馆后花园内，直径2.1米，全身用石块砌筑，井底淤积深达7.0米。此井不但井深，结砌讲究，且远离珠江而紧靠越秀山，故水质清澈而甘甜。
关于南越国时期的水井，近年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多口，特别是1996年在蕃池遗址之西发现的一口食水砖井至为精巧，该井建在一个圆井坑中，井圈用特别制造的弧扇形砖叠砌而成，井底铺垫细沙，起过滤作用。其上平铺五块砂岩石板，石板中心和四周各凿一个圆孔以透地下水。井圈与井坑壁之间再用纯净的黏土夯实，以隔断地表污水渗入井内，以保持食水清洁。这是目前岭南发现年代最早的砖井。说明当时广州已掌握先进的造井技术。此外，还发现有用陶井圈叠砌的渗水井、用木方架设的蓄水井，还有竖穴土坑井。从井的所在位置和井的类型以及深度来看，这类井应是用于浇花的灌溉井。由此看来，广州地区已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不同类型的水井。
南越国时期，水井的运用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两广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大量陶井模型，这些墓葬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井有用于汲饮，也有用于灌溉。而且有井盖，说明人们已懂得环境保护。
以上材料是赵佗以人为本，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建设社会和谐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