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精华，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文化会通精神，对待不同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和”就是能够吸收、消化、融合各种不同文化精神的精华，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创立一种新的精神文化，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就是单调、呆板的统一，听不进不同意见，对异己采取排斥的态度。春秋时期，晏子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下、长短、快慢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同”就正相反，如果琴瑟的音调是一样的，那么怎么听呢？（《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独立思考，不要盲从附和。小人则正好相反。
赵佗在统治南越国时期，对待不同的文化，正是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赵佗首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建立了与中原大抵相一致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制度。
首先，在南越国建立郡国并行制。秦始皇建立郡县制，汉初刘邦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实行郡国并行制，除了推行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分封制。与此相适应，建立了一套由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体系庞大的官制系统。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仿汉制，在南越国设立南海郡、桂林郡、交趾郡、九真郡，每郡下设若干县。同时又分封苍梧王、西于王等。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这是汉初刘邦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制定并首创的制度，对汉初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赵佗仿效汉朝制度，在南越国实行郡国并行制，并建立完备的官制，对南越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次，在文化、礼乐制度上积极汉化。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史称“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黎：《安南志略》），使得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弘”（黄佐：《广东通志》卷40）。考古资料中的汉文材料十分丰富，简牍、皇帝印玺、公私印章、御用乐器、随葬器物、常用各种质料的器物（如陶器、铜器、漆器以及棺椁）等，均刻写有汉字。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木牍《从器志》，写有汉字达372个。特别在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一口井中发现百余枚木简，简文内容主要是籍簿和法律文书。简牍制度与中原和西北发现的简牍大同小异。这是南越国考古的重大发现，是南越国推广汉语文字的铁证。
赵佗在南越国推行汉朝的度量衡制度。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中，出土了计量实物多件，可以说是度、量、衡俱全。经研究，证明南越国的度量衡制与中原汉朝的制度基本一致。
葬制亦仿中原。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其形制以土坑墓、土坑木椁墓为主，随葬品也往往配有一套效法中原的陶质礼器，如鼎、壶、钫、盒等。南越文王墓的葬制仿中原葬制，是最具代表性的。南越文王墓凿山为墓，系仿中原汉室帝王之葬制；南越文王入殓时身着丝缕玉衣，系仿中原汉代王侯之制；文王墓中出土了数套青铜编钟、编磬、勾，不仅证明南越国设有仿效汉朝乐府的主管音乐的机构，而且证明南越国也盛行汉朝的礼乐制度。
仿汉朝实行纪年。汉朝高祖刘邦用在位的年序纪年，如高祖元年、二年、九年等，一直到高祖驾崩。南越文王墓出土一套勾，皆阴刻有篆书“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及“第一”到“第八”的序号。据查，南越文王九年为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表明南越国仿汉实行纪年制度。
汉朝实行敬老制度。汉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其措施之一是实行尊老。景帝下诏称：“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汉书·景帝记》）尊老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赐老人以鸠杖。鸠杖就是带有鸠首的木杖，受鸠杖的老人，“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汉朝的鸠杖出土较多，如甘肃武威就曾出土过三根鸠杖。1982年，广州市郊瑶台柳园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根杖的鸠首，这是南越国实行尊老制度的见证。
第三，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南越国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岭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及各地优秀文化，并吸收海外文化精华，从而形成自己特色的本地区文化。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多元性、兼容性的特色，在南越国时期已显露出来，西汉南越文王墓的随葬物就是历史见证。南越文王墓的遗物，具有秦文化、巴蜀文化、匈奴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因素。[1]在已发掘的全国四十余座诸侯王墓中，具有这么多文化因素的器物并存，南越文王墓是唯一的。这说明赵佗是用开放的精神，兼收并蓄的气魄，创造了南越的文化氛围，才在他的孙子文王的墓葬中有这种多元、兼容的文化气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就是我们应当吸收的精华。在西汉初期，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是开拓岭南的功臣。他治理南越国的社会和谐思想与实践，是一笔可供我们借鉴的历史遗产。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陕西省人民政府，为贯彻十七大精神，在纪念人文初祖黄帝的时候，召开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对陕西省人民政府和本次研讨会组委会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