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汉前期的思想转型
汉初的政治家有一句名言：攻守异术。意思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和巩固一个国家，采用的政治策略不同。具体说，就是武攻文守。
从表面上说，强权政治应该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维持和久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作为中国中古社会起点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6年就亡家亡国，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又无法回避的难题：秦国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平灭了山东六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痛定思痛，人们渐渐悟出了答案。早在汉高祖刘邦驰骋疆场的时候，陆贾就向刘邦称道儒家的《诗》、《尚书》。刘邦对儒家的一套不以为然，认为打天下靠的是刀枪，而不是《诗》、《尚书》。陆贾警告他说，打天下是靠刀枪，但统治天下却不能靠刀枪。自古以来，攻守之术不同。假如秦统一中国后改弦更张，行仁义道德之术，秦王朝就不会灭亡了。
文帝和景帝时期有所谓“黄老政治”。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黄老政治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因此，黄老政治反映在政治操作中是有为，是法家路线，而不是完全消极无为。黄老政治思想是法家政治思想与道家政治思想之间相互融合造成的新的思想平衡，是由秦王朝的法家路线向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政治思想路线的过渡。然而，黄老学说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思想上的一统问题。事实已经证明，法家胜任于攻取，却不堪于文治。黄老学说同样如此。
在黄老政治和黄老学说的环境下，儒家学说逐渐成长起来。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当刘邦还在鏖战疆场的时候，陆贾就向他提出了文治的主张。刘邦觉得陆贾所说不无道理，于是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作书12篇献上，高祖称善，号其书曰《新语》。陆贾认为，政治的对象是人，对人的治理离不开仁义道德，能实行仁义道德的人是圣人，历史上的尧、舜、禹就是这样的圣人。“尧以仁义为巢？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因而他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新语·辅政》）。相反，“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权，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无为》）。陆贾认为，政治固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并非万能，它只能成为道德政教的辅助手段。陆贾宣扬“王道”，这“王道”就是“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新语·道基》）。作为汉代儒家思想的先导，陆贾还宣扬天人感应。他声称“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明诫》）。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们“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新语·思务》）。继陆贾之后的是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贾谊进一步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他对秦王朝的历史做了深刻的反省，指出秦统一中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统一前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攻”，而统一后的首要任务是“守”。战国时代各国纷争，奋力相搏，强者生存，弱者败亡。而统一之后，人们渴望安定，需要休养生息。秦一味地采取法家的激进路线，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难免迅速败亡。
经过西汉前期70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政治上，在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国家得以巩固。然而在思想上，当时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这势必影响政治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刘彻向“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在元光五年（前130）的策问中，他问道：“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汉书·公孙弘传》）汉武帝策问的主题很明显：国家政治是由什么主宰的？这个最高的主宰与政治的盛衰是什么关系？这是命题策问，对应答的要求很明确：要论证这个最高意志的存在，而决不是否定它。当时前去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不过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