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代政治信仰的主要内容
汉代的政治信仰，由董仲舒学说发其端，西汉晚期的谶纬思潮加以丰富和发展，最后由东汉白虎观会议定型并最终完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撮要如下。
第一，“天”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和政治信仰对象。汉代的人们认为，“天”是神上之神，是神灵世界的主宰。“天”与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血缘伦理关系，人是“天”造生出来的，“天”是人类的始祖。人作为“天”的副本，不仅在形体上具有“天”的属性，而且在品性上也与“天”相通。既然人类与“天”之间有这样的血缘伦理，人类与“天”之间自然也应该有相应的尊卑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当时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政治宗教伦理，犹如君臣、父子关系。儿子应该孝敬父亲，作为“天”之子的皇帝也应该礼敬上天。
第二，秩序神圣。汉代的秩序观念，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宣称三纲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意思是说，三纲所代表的秩序反映的是天意，这是任何人都不得违背的神圣意志。为什么说这是天意？天有阴阳，因此人类社会中也必定有阴阳，这阴阳关系具体说就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不同政治等级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社会秩序。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诚然，社会分为许多等级，人是等级化的动物。但汉代的人们用阴阳概念把社会划分为等级化的阶层，将社会等级论证成天经地义的，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固化当时的政治秩序，为社会稳定服务。
第三，权力神圣。在汉代社会，政治的最高权力是君权，权力神圣的核心是君权神圣。所以，当时人们论证的核心问题是君权的来源及其神圣性。人们认为，在现象世界背后主宰社会的不是人们自己，而是神圣的“天”。但这个最高政治主宰又不能直接出面指挥社会，唯一的办法是将权力授予现实的人，这个人就是君主。这就是君权天授论。上天授命某人为王为君，上天虽不能说话下命令，但能降下祥瑞命符，祥瑞命符是天意的反映。上天降命到人间，要落实在某一个真实的人身上，这个真实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天命的权力呢？是因为他生来就与众不同，上天为了治理天下才特意将此人遣降人间的。在汉代思想中，尧舜文武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权力神圣，所以汉代的人们反对战国时期的禅让说，认为君主的权力并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他无权转让给别人。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是天命转移的结果，是上天的意志在起作用。因此，人们强调天命之所以会转移是因为政治有阙，需要由新圣替换旧圣承担治世的使命。
第四，祭祀制度是权力神圣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向世人昭示君主身份的特殊性和君权的神圣性，汉代还制定了祭祀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郊祀。郊祀典礼祭祀的是神圣的“天”，而只有君主一人才有资格祭祀“天”，只有君主一人能够与“天意”沟通。因此，祭“天”是权力的象征。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祭祀上天这一形式是否真的能够与天沟通，而是通过祭祀上天向世人昭示了君主身份地位的神圣性，有着现实的政治功能。此外，还有封禅典礼等等，功能相同。
第五，对君主的品质要求。在汉代，人们将皇权神圣化，不是让皇帝作威作福，而是为了规范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君主行政的随意性。这便是所谓的“道之大原出于天”。概括说来，君主行政应该公正无私，应该行仁义，应该行孝道，在政治操作中应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此外，人们还从名号方面对君主的职责作出了要求。
第六，祥瑞灾异是天意的反映。在汉代的政治信仰中，世界是属于“天”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天”。当“天”创造了世界和人类社会以后，为了治理万民把直接管制万民的权力授予了“天子”——与“天”具有最亲近血缘关系的人。然而，这种授权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必须秉承上天的旨意，执行上天的道德原则，替上天管理好社会。所以，人们把君主治天下称为王者以道配天。君主以道配天则政兴人和，否则便会有灾异。比如，君主在春天行木政，应该劝农耕桑，发展生产，不夺民时，不刑杀。如果君主这样做了，上天就会降下祥瑞，草木嘉茂，鱼龙祥如。如果君主没有按照木春之政的要求做，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灾异的表现，有所谓的“龙深藏，鲸出见”等。祥瑞灾异说表面看来荒唐无稽，现代学者多嗤之以鼻。其实，祥瑞灾异说在古代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功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