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兼容会通
文化是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于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而不断自我更新。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科技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流、碰撞、激荡、融合，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难以自外于这一趋势。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广采他山之石，兼取众家之长，学习、借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完善，更加丰富多彩，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保持自身的活力。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兼容会通而日益丰富、发展的过程。在这方面，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宋代儒学从危机走向复兴、繁盛的过程就是如此。宋初，儒学发展出现了种种危机，佛教对儒学的挑战非常严重，甚至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情形。当时一批儒家学者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重建精神价值，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精神生活提供指导，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在儒学复兴运动中，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终于认识到，要复兴儒学，就必须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大力吸收、融摄佛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料与理论思维成果，才能最终更新儒学，战胜佛学。如果只是一味排斥佛学，是不可能真正战胜佛学，回应其挑战的。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宋代学者对佛学采取了一种颇为开放的态度。如王安石称：“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苏轼认为儒、释之间“相反而相为用”。陆九渊也说：“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张载曾在早年“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程颢早年则“泛滥于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力辟佛学的同时，也承认其理论思维方面的长处：“佛氏最有精微动得人处。”“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在其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朱熹对佛学中的理论思维成果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利用。宋代儒学的发展、繁荣，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继先秦之后理论思维的又一高峰，无疑得益于当时学者的这种兼容开放的态度。在今天，虽然世易时移，具体的情况已不可相提并论、简单类比，但历史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我们强调兼容会通，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之更具生机与活力，更为完善、丰富，而不是要去取代其主体地位。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是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我们在吸收、利用过程中也应当根据中华民族文化固有特点，根据我们自身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取舍，不能照单全收。同时，对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也不能简单照搬，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本土化，使之真正为我所用，真正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