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功利取向的泛滥与僭越
反观今日中国，似乎处处呈现出与我们上述相反的趋向。首先，财富仿佛成为一些领域的硬通货，财富上的成功者成为英雄，人们被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引领着、操纵着去追求财富，整个社会舆论对这种现象给予空前的宽容和青睐，其他一切事情与此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所有一切可以换取财富的资源都炙手可热，比如权力、地位、名誉等等。在这个疯狂的场域中，理想，信仰（对金钱的信仰除外，其实这本身并不能称为真正的信仰，只不过是人感性本能的观念化而已），精神成为被忽略、嘲笑的对象。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上努力发展自己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价值传统，其力量与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主流意识，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也是中国千年未有的“变局”。夏商时期是一个笼罩在浓厚宗教、巫术气氛中的时代，海外学者张光直先生把商朝概括成一个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合一的社会形态。宗教夹杂迷信是必然的，但宗教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崇高，崇高并不是对人的欲望的直接承认，而往往是以否定这种感官需求，推崇某种超越性的神圣的东西。西周以礼乐文明的形式把人的各种社会规范神圣化，并且内化为自觉的追求。在上述情况下，财富以及其他的感官诉求都不是体系化、显形的意识形态的主流。东周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着重新的整合，法家曾经在某些地区、某一时代短暂地流行，它赤裸裸地追求政治利益，剥掉了人的神圣性与崇高性；但是它的反面影响很快就突出出来了，经过西汉儒生的激烈批判，法家退出显形意识形态层面，君主尽管都在执行这种路线，但是并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成为隐形的阴谋之术。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道德意识、崇高感就一直压制着对物质的追求，使之不能成为显形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心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为主流意识，压倒其他，物质追求也不可能成为显形的主流意识。1949年以后，是革命、政治本位，尤其是废除私有制，物质利益更是受到空前的压制和批判，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合理的物质需求当然不能过分压制，应该适度承认。但是利益是人的本能追求，儒家一直有这样一个预设：本能的追求无须提倡，人们自然会这样做；需要提倡的是压制这种追求不能使之超过一定的度，并且人的道德意识应该无限地提升，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第一次公开地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到显形的层面上，以适应资本主义以来财富极大增长的世界形势，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争取国际地位和发言权。这本来是百年强国梦得以实现的正确举措，但是起码是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我们忽略了对人的本能的适当控制，忽略了对精神家园的建构（政府一直提倡精神世界的建设，但是还有很大不足，下文对此进行论述），造成了现在崇高消解、价值失范、灵魂放逐的乱局。
其次，大众传媒也空前规模地加入到这种功利化的大合唱当中。曾经凝聚着崇高、担负着信仰的媒体现在成为感官化、世俗化的急先锋，它们疯狂地争夺着受众，而汇聚受众的关键是大家关注点的公约数。因为当代的媒体在出卖节目、出卖报纸的过程中是赔钱的，它们的收入就是靠受众的量，也就是在为市场推销商品汇聚一群宣传的对象，这种对象越多，得到的广告投入越多，媒体越赚钱。于是不论个人的职业、文化程度甚至性格如何，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就是媒体努力的方向。那么什么是大众关注的公约数呢？最大的公约数无非就是人最原始的欲望与需求——物质的需求与自然欲望的满足，也就是所谓的食色之欲。于是媒体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做文章，这是当代媒体低俗化的原因所在。除了满足基本的需求之外，人另外一个天生的兴趣点就是求新、求异，于是各种消解传统价值的节目甚嚣尘上。这实际是一种反文化的倾向，是把充满个性的人干枯化，把人“物化”、工具化。
物质利益第一、大众传媒的普遍低俗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序，带来非常明显的消极后果，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媒介本身也对此非常无奈和不满，有识之士痛切地喊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心声。
第三，政治建构精神家园的不足。远的不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国民进行精神领域建构的努力，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对人民的教育，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只手有些不硬，但是手本身毕竟一直存在着。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他们看到了“仓廪实”民并不自然地“知礼仪”，看到了社会在精神领域的失范，那些“极少数”的消极腐败现象总是以“极少数”的形式存在着，不能消除，而且时时掀起大浪，严重地毒害着社会风气。鉴于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八荣八耻”等措施和口号，希望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动机、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其方法、效果来说也有可深思之处。
首先，政治是在功利层面对社会秩序的调节，它更多地指向人的有限性。除了政教合一的情形之外，政治调节的是人的功利层面的关系，并不能囊括人精神领域的全部，也就是说，政治指向人社会化的公共层面，而个性化的私人空间政治很难发生作用。所谓“恺撒管恺撒的事情，上帝管上帝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对于个人来说，政治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力量，个人深层次、精神领域的问题则更多靠一种自觉，两者难以完全合拍。休谟发现了道德律与自然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然律的规律在道德领域往往是失效的。康德在休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道德应该是人的自觉，外在的强制已经不是道德的内涵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自其创始人孔子以来就一直强调自觉是道德的必要条件，在外在压力下的“道德行为”已经是不道德的了，是“乡原，德之贼”（《论语?阳货》）。关于道德标准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康德以及孔子、孟子所强调的正是私人领域高度发达，高度精致的道德构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家园，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家园的构建就一直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利益是一种本身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力量，它需要外在的价值观的调节与指挥。物质利益可以把一个人从地狱解救到天堂，但是同样也可以把人从天堂放逐到地狱。财富永远指向人的有限性，不仅一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最终是有限的，财富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的安宁、幸福等问题，并不自然地使人崇高，只有在一定价值观调节下，对财富的合理支配才能使人崇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人的精神家园呢？如何重铸崇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