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的可移植与不可移植
近代以来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落后对先进的学习成为中国人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民主、科学这二位“五四”时期就请进来的先生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科学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而且我们已经相对成功地移植了西方各个门类的科学技术，传统的科学技术在西方强势的冲击下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得不亡；只有那些不顺不逆，按照自己的理路存在的，西方科学尚不能融摄、解释的一些科学体系和科学现象（如中医中的针灸现象、经络理论等）还在苦苦支撑。
民主的问题相对要复杂一些，从政治操作层面而言，把这种有效的管理社会的工具移植过来也基本上达成共识，民主政治制度背后有一系列的价值观，如平等、自由、世俗化（世俗化是相对于人格不平等的等级制、精英化，与低俗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等就比较复杂了。本文认为，民主以及背后支撑这种制度的必要观念和价值已经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平台，犹如科学也是物质上现代化的平台一样，我们也应该接受，只有接受了这个平台，我们才能谈得上现代化，传统的思想应该通过这个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这也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一般认识。
民主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和精神，如何落实到制度上，必须从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出发，针对具体问题逐渐推进，世界上很难找到具体形态完全一样的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民主最终仍然指向工具性，最终落实到政治上，背后的观念是为政治服务的，也即是说它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可以移植，关键是工具理性之外的价值理性能不能移植，有没有必要移植？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族群认同感。目前民族的界限远远没有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非常激烈。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民主只是组织该社会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政治组织下人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则是千变万化的。犹如我们有了粮食和蔬菜，如何烹饪成食品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而且并不是拥有了民主这张通行证，世界就可以大同了，利益纷争就不存在了。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巨大空间存在和经历了悠久时间绵延的族群来说，族群认同是一个文化的人、社会的人的精神需求，也深刻包含着长久以来的民族、国家利益认同。她不仅使人有一种家园的感觉，给人一种稳定性、归属感，她还是组织她的成员产生巨大合力的无形力量。《周易》固然不能炸沉潜水艇，但是通过《周易》汇聚起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则激励着我们不仅克服潜水艇甚至航空母舰、核武器的威胁，屹立不倒。国民党与共产党有着血海深仇，但是在涉及族群存亡的危急关头，仍然能够联系起来。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在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方面与共产党有着巨大的区别，但是从上古的黄帝、中古的岳麓书院一直到新传统凝聚体的孙中山面前，可以再度握手，这就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力量。借助这个力量，在这个文化、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慢慢解决一切问题。随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念舶来的是英国的历史、美国的光荣、法国的精神甚至古希腊的文化，我们在对这些人类伟大创造给予由衷敬意的同时，切不可失掉自我。
其次，是中国巨大的时空存在也使全盘的文化移植成为不可能。中国既有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又有着广泛的、相对处于孤立状态的乡村。而且是经历了5000多年未经中断的传统文化的陶铸与洗礼，尽管“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有意识的批判与否定，但是仍然具有巨大的惯性力量，在潜意识层面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可以全盘西化，可以完全接受其他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情况如此复杂、差别如此巨大的中国来说，重新接受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这种传统的坚固与移植因素增加只能导致文化冲突而引起族群矛盾与混乱，破坏既定的和谐。
再次，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即是有基本价值认同的西方国家也在致力于保护自己固有的文化，抵制其他强势文化的侵略，并且把这一行为提高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法国、瑞典都通过相关的立法保护本国的文化，在新闻、出版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以抵制英国强势文化的侵入。加拿大也通过相应的法律手段，以抵制美国的文化入侵。上述这些国家在民主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实行着本质上相同的制度，但是除了这些组织社会的工具性文化之外，他们对自己民族多年来独特的文化仍然进行着保护，以维系自身的族群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