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的建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物质财富以及其他一切功利性的力量，这些不过是指向人的有限性需求，这些力量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毁坏人的安宁和幸福。随着传播手段的革命性变化，传媒逐渐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本来主要作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传播手段，逐渐与一般人的水平持平，甚至还低于一般人的道德精神标准，人性中恶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被释放，并且被恶性放大和炒作，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回归动物性的倾向，人的尊严被异化、剥夺。人在几千年中积累的尊严与崇高正在被消解，这种倾向是反文化、反文明进而也是反人类的。在巨大的物质性倾向面前，在文化以及传播领域必须维持、重建“生态平衡”，让“精英文化”占有相应的位置，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在目前形势下，这个任务已经非常迫切了。
由于我们处于物质与制度双重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基础的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观必须要移植过来，通过移植来改进我们国家、民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也只有通过这种移植，才能有效地遏制传统中的不良成分，才能拯救其中的精华。出于目前世界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性现状，民族、国家间利益的对立、冲突还将长期存在；出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趋势，考虑到中国巨大的时空存在的特点，传统文化就成为我们构建精神家园的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以下方面提出传统文化对构建精神家园的作用与意义。
（一）用理性构建信仰与内在超越的路径。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成果，其中一个很大的共识就是儒学是一种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价值体系，它是关于人如何社会化的学问，也就是张岂之先生所说的关于人的学问，是“人学”，而不是对客体的中兴玄思，是一种价值体系。它是建立在血缘亲亲的经验性认识基础上的一种通过理性方式规范人们行动，最终构建复杂、精深的信仰体系的学说形态；它不同于基督教诉诸外在的信仰，因而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的体系。它既满足了人们的信仰需要，又是理性的，海外新儒家将这种特点概括为“内在超越”，得到大陆学界的普遍认同。这种既具有理性特点又具有超越性、满足人们信仰需求的学说形态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着手深入挖掘，重建中国的精神信仰体系。
（二）“义利”、“理欲”关系的重新审核。“利”、“欲”问题都是指向人的有限性的，当然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要前提，应该做必要的肯定。尤其是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停留于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处于一种温饱性的自发和谐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展开，在新的工业社会形态下财富有了革命性的增加，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也不再满足于温饱性的自然和谐状态，而且工业、商业的力量已经成为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义利观”必须要改变。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反思这种“义利观”，真正在这方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追求财富成为一种光明正大的普遍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心态。现在不是如何告诉人们追求利益的时代，而是利益对人们产生了普遍压力的时代，形成了某种类似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人性在利益的面前被摧残、异化。许多社会问题都出在利益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利”已经到了不需提倡而要压制的程度了。“欲”包括生理的欲求以及对功利性东西的追求，后一层意思就相当于“利”，生理的欲求自然无法消灭，但是它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限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和形式，也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都会导致人的尊严的丧失。传统的尤其是理学时期的理欲观首要的错误是过分压制，其次是在男女之间要求的不平等。通过“五四”以来的解放运动，自然人性已经回到它应有的位置，现在不是如何解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形式化和节制的问题。“利欲”虽然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受到过不合理的压制，但是这种出于人的本能的东西一旦不合理的过分的压制被取消之后，就不需要意志的努力，会自然地膨胀，逼近、冲破必要界限。而到当下形式上利他的道德必须要经过意志的努力才能达成。儒家不鼓励人在“利欲”方面的追求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也十分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在贯彻到行动中就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复杂的心理、思想力量为支撑，需要一种超越的信条来维系。两千年的儒学在这方面积累的深厚的文化资源，这也是需要我们开发的。
（三）否定性的佛家般若智对人的治疗作用。如果说儒家是建构的话，佛家就是解构。佛家最终肯定的就是空，大乘佛教尤其如此。既然现实存在的世界不可能被任何理论否定掉，那么佛教为什么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当今科学昌明、理性因果联系被大众习知的时代仍然风行不已呢？大乘空宗就是一把剃刀，它发挥的是割除的作用，减的作用，那么什么样的割除、什么样的减是社会、人类所需要的呢？自然是病灶、毒瘤和多余的东西。佛教不是童年时期的教师，是成年人的大夫。人只有到成年的时候，随着社会化的加深，各个方面在奋力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在屈服于各种不合理障碍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衍生出许多非人性的、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东西，世俗的说法是异化，佛教的说法就是执著。在异化、执著的初期会感觉到痛苦，感觉到不正常，时间长了就不自觉地认为是自然的了，也不觉得不合理了，就是佛家所说的“反认他乡是故乡”。因为社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完全合身合体的，海德格尔说人被“抛”到这个陌生的、异质的社会中，在顺应、屈服的过程中就会长出许多赘痈，佛教存在的基础就是这些赘痈，它的作用就是割除这些赘痈。释迦牟尼修行的目的就是解除成年人的烦恼，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是它象征性地说明了佛教的使命与存在的意义、适用的范围。中观法就是否定两个极端，不肯定任何一个恒定的存在。对于没有赘痈的人来说，对于一切符合中庸的人来说，佛教的般若智是没有意义的，孔子不需要佛教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我们把佛教的中观法理解为一种对于病态执著的治疗的话，佛教就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佛教存在的基础。
儒家是一种建构，强调人的社会化，改变社会；佛教是解构，是在承认既定现实的前提下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调适。社会不能不改变，人不能不进取，但是社会变化的步调不可能总是适应人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不能适应人的需求，所以就需要调适自己，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安宁，在变动中寻求精神的永恒，佛教和儒家应该结合起来，实际上在理学中已经结合起来了。尤其是在王阳明，他把儒家的道德主体与佛教的中观法相当圆融地融合在一起，具有般若智的“洒落”，又有道德良知的敬畏。当代学者牟中三先生能够深透阳明学之三昧，提出“即存有即活动”的命题，直接儒家的生命智慧，他坚定地肯定了价值性的良知，认为价值先于工具，人的精神应该并且要敢于支配物质力量。同时，通过“良知”的“活动”，容纳了制度性的民主、工具性的科学。无论我们对他的思想怎样评价，但是这确实是一种在肯定本民族血脉、精气的基础上对精神家园的建构，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真正的精神家园不是什么“鸡汤”之类的文化快餐，它首先应该有一个坚实的价值肯定作为信仰的阿基米德点，任何有限的力量、任何功利性的东西都应该以此为坚实的支撑，通过这种支撑，有限的人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获得永恒，超越有限，得到安宁。
（四）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与审美方式、存在方式。民族心理结构是传统文化长期陶铸而形成的一种群体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具有固定性的生存方式。比如中国人习惯于用含蓄的方式表达意见，习惯于给别人留有余地（面子），这些都是一种民族的心理倾向，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处理一个问题，可以用直率的方式也可以用含蓄的方式，两者没有优劣之分，不应该用一种取代另外一种。审美方式也是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倾向，中国的各个门类的艺术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别，只要是美的，风格不同不会构成高下的区别，我们在本民族固有的审美方式中感到亲切，美自然成为构筑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可以变，本民族特有的美学精神也应该保留。在艺术领域中我们完全可以中国化，追求中国气派。在中国特有的价值系统中，审美方式中，形成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