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什么？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大宇宙，那么文化经典是个小宇宙，两者应当同构。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TannerLecture）上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将中华文明的特性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并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个观点，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宏观考察后提出的。费先生在文中有两个观点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一，“中华民族”观念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中华民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但作为一个明确的称呼，“中华民族”是近代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生成的。因此，“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生，其实就是近代文化自觉的产物，因此，中华民族的生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费先生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因此，我们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
其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六大特点：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先是华夏族团，后是汉族。从文化形态的地域分布看，这是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统一体内部形成了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经济关系。3.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已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4.民族融合的推动力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5.统一体内部的人口规模大小悬殊。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有各地区的初级统一体，继而形成长城内外北牧南耕（农）的两大统一体，后又以汉族为特大核心，将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理想。鸦片战争以后，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
从经典体系看，中华文明主要有儒道释三个分支。关于这三支之间的关系，一般争论集中在儒家与道家之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儒学主流说，另一是道家主干说，第三是儒道互补说。儒家主流说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是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者，为维系世道人心与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家主干说认为，儒家的主要作用是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与等级制度，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另外，中国哲学的主流是道家，道家重视心灵的自由与万物的平等，与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潮有共通之处。儒道互补说认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文化特征是儒道互补，它强调刚柔相济，力求在社会秩序与文化活力之间达成平衡。
当然，作为民族文化体系内部高层次的内容，经典与一般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很多的不同，并非每一种文化现象都能在经典中找到自己的代表。一般说，人们习惯上以儒道两家概括其余各家。在这里，儒道是个方便的提法，并不是说只有儒道两家。粗略地看，中国文化的众多思潮可以归并为两条基本的脉络，不妨以儒道代表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是多元一体，这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最早的核心就是炎黄集团，其中，黄帝与炎帝都是从少典族分出来的两个氏族，两者“成而异德”；或许可以说，炎帝有似于道家，黄帝则有似于儒家。总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炎黄在部落联盟内部是互补的。因此，这种互补型的部落联盟为中华民族复杂而辩证的文明构成奠定了基础。
以建设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为己任的大学生经典阅读也应当体现这一根本的特征。因而在选择经典时不应固守某家某派，更不应在某家内部再简单生硬地划分正统与异端。对中国文化经典阅读来说，采取儒道互补的立场是比较可取的。关于儒道互补，有学者认为：“在宋明以后的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补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实居于更基础的地位。早期的儒道互补是真正的双向互补，后来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道互补事实上主要是以道补儒，具体的内容则有两端──补儒学之缺和补儒学之偏。儒道互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趋于自我完善，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趋于完整和艺术化，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离开了儒道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还应补充一点。老子主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主张开阔胸襟，包容天下的长治久安之道。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提倡“以道观之”，要人们持有虚旷、开放的心灵，不要固步自封，拘于固有的视野。总之，要有开阔的心胸与宏大的包容力，不断地开拓新视界，提升新境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拘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在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复兴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注意弘扬道家的智慧，以道补儒，使中国文化的格局更为宏大，基础更加坚实，心胸更加开阔，境界更加自由。
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了“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其中，“共同”两字耐人寻味。在经典层次上，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建设共同的家园？这是个很有意义同时也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儒道互补的经典结构能够帮助我们适应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这大体上有如下两点理由。（1）道家与儒家分别代表两种智慧的类型，它们所针对的主题都是相似的：即在原始氏族共同体解体之后，人类该何去何从？在人类智慧演化的过程中，这两家的主题既有延续，也有变革。延续的是共同体解体，这是永恒的主题。变革的是，后代的共同体有可能不再具有简单的原始氏族性。在原始社会之后，国家与社会一直存在，它们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作为存在的前提。（2）道家对人类未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有较高的评价。这使得道家与周边的游牧文明、以及不太发达的文明有较多的共同语言，道家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事实上，道家与道教对某些少数民族的吸引力似乎较儒家为大。道家与某些少数民族在宗教与文化方面有很多的交流。例如，藏族苯教接受过道教的成分。因此，要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道家智慧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何让道家智慧起到沟通多民族达成共同认同的作用，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我们需要吃透的，应是道家的智慧（所以迹），而不是道家的字眼（迹）。
近代以来，在传统的儒释道之外，我们还有“新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分支。在新学领域，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也产生了一批堪称经典的著作，是我们走向未来时不可或缺的学术起点。所谓“新学”，实际上是以传统学术为基础，消化吸收世界文化的结果。当然，也应看到，“新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往往都与传统的儒道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综合创新的结果。例如，在熊十力的新儒学中，人们既可以看到传统佛学与周易哲学的强大影响，也能窥见法国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子。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之中，人们同时可以看到传统程朱理学与英美新实在论的影响。在鲁迅、陈独秀、胡适的新思潮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传统道家激进批判思潮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