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唐宋儒者也开始探寻、阐发儒家的形上理论。较早自觉到这一问题的是唐代的李翱，他在其《复性书上》中讲道：“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
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儒学形上理论的研究讨论才发展和成熟起来。于是，就有了程颐强调“仁”与“爱”的体用性情分别之说，如他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也就有了朱熹释“仁”时说的：“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等等具有浓厚形上理论色彩的说法。
应当说，理学家发掘出儒家学说中的形上理论，是对儒家学说的重大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在身心修养方面，玄学、佛教、道教的影响远超过儒家，而宋明理学的兴起，儒学形上理论的建立，使得儒学重新取得了在身心修养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理学的形上理论色彩加重了，但他们仍然是把实践放在学说最根本的位子。理学家之所以要复兴儒学，是因为他们认为佛、道之学都是“虚空”之学，修养得再好也无助于现实社会伦常关系的建立和巩固。而儒家伦理学说则处处落到社会现实的伦常层面上。
正因为如此，所以程颐常说：“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二先生语六》）为什么这样说？程颐说，因为《华严经》“只言一止观。”（同上）又说：“禅学只到止处，无用处，无礼义。”（《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七》《二先生语七》）其兄程颢也说：“释氏只曰止，安知止乎？”（《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三》《明道先生语三》）他们的意思是说，佛教《华严经》讲“止”无落实处。而儒家《周易》《艮》卦也是讲“止”，但有个落实处。如程颐说：“《艮》卦只明使万物各有止。止，分便定。”（《二先生语六》）又说：“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
《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伊川先生语四》）程颢也说：“‘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于恩，君臣止于义之谓。”（《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当然，佛教、《华严经》的思想及其实践意义，是否就像二程所理解和批评的那样，佛教徒自有他们的理解和辩解，此处不及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下，理学家称自己的儒学为“实学”，而称佛、道之学为“虚学”。
上达天理是理学家追求的根本目标，然为此必须从下学做起。《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游认为子夏的弟子们让他们做一些洒扫、应对等具体的事还可以，至于对儒学根本道理的把握则还谈不上。子夏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儒学君子之道有先有后，有始有终。也就是说，先要从具体的洒扫、应对开始，最后才能把握儒学君子之道、圣人之学的根本。
让我们看一下理学家是如何来评论这件事的。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一连引了五段程颐评论这件事的话，这在整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是少见的。引文说：“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又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又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
这里，第一段是解释子夏说的话的意思，以下四段则是程颐自己的体会，以及按照理学的观点所作的发挥。朱熹对此说明道：“程子第一条，说此章文意，最为详尽。其后四条，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虽殊，而理则一。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盖与第一条之意，实相表里。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程颐评论的中心思想是说，本末是不能分为两截的，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一理贯通，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所以从洒扫应对上，便可到达圣人之事。这也就是说，上达天理，与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是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只有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做起，才能到达明天理的圣人之事。所以，程朱理学同样也把“行”“践履”放在根本的地位。且引朱熹的几条论述，以见一斑。
“如夫子告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只是行上做工夫。”（《朱子语类》卷41）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9）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