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理学家所发挥出来的儒家道德伦理的形上之学，如执之过分，脱离实践，同样也会沦于“空谈”蹈“虚”，而于实际无补。宋亡于元，清初颜元即尖锐批评理学末流之流弊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四存篇·存学编卷一》“学辨一”）。明清时期的理学变迁，除外部原因外，就理学内部讲，其实都与是否把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虚”和“实”之争有关。明中叶阳明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批判和纠正理学末流把程朱理学流变为“空谈心性”之“虚”学，致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假道学”贻害社会。王阳明正是针对此种“虚学”，而提倡儒学“实学”之本来面目，恢复孔子以来儒学实践的性格。所以，他竭力倡导“知行合一”之说。
他批评那些知而不行的人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上》）又说：“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
阳明学之末流也不免步程朱理学末流之后尘，时至明末清初，阳明学末流亦被斥之为“虚”，于是又涌现出一批提倡“真孔子”，恢复儒学本来面目的“实”学家。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如颜元，就尖锐批评程朱陆王之学，非孔子本来之学说，而真正的孔子之学是以实践为第一的。他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存学编》卷一）他认为：“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着力。如读‘学而时习’便要勉力时习，读‘其为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他在给弟子李的一封信中也说：“孔子教人不过忠信、忠恕等语，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盖性命之说渺茫，不如实行之有确据也；实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维世立教之深意也。”（《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总之，对于颜元来说，那些只知诵读经典，明虚理、记空言的学问绝不是孔子真儒学的学问，只有学之用以修身，付以致用，落实到经世济民，才可以称之为孔子真儒学。
时至今日，儒学离时代已经很远了，无论是认为儒学应彻底摒弃者，还是认为儒学尚有可为今日社会所吸纳的成分者，大多数人都已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历史留存下来的思想理论来研究，也就是说，儒学只是一种知识对象，而不是把它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规范去对待。因此，研究儒学、弘扬儒学，并不一定要身体力行。我们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弘扬毫无意义，但是我想，儒学如果丢弃了它的实践性格，这样的儒学还会有生命力吗！
因此，我认为，当我们认为儒学中尚有不少思想理念在今天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就不能只把它当纯粹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象去对待，而至少应当有一批仁人志士去切实地践行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互补共生，如今佛教有大量寺庙和数十万出家人在传承着、实践着，道家依托道教也有宫观和道士在传承着、实践着。然而儒家呢？它的传承载体在哪里，它的实践群体又是谁？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发掘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时，也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