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既针对人情与事理来设计，有其经验内容面，然而“法”的统整性则应立基于“道”所赋予万物的森然秩序及万物相互间运行的共同规律中。因此，管子书中常“道”、“法”并举，《法法》篇云：“宪律制度必法道。”《君臣上》篇谓：“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值得注意者，《心术上》篇提出近乎《黄帝四经》首篇《经法?道法》第一句“道生法”的论述。《心术上》篇云：“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末一道，杀禁诛，谓之法。”“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于是，“道”、“德”、“礼”、“事”构成了层层涵摄的相因关系，“道”为第一因，也是层层涵摄之整体存在界的终极原理。因此，“道”是“法”据以成立的最高依据，是“法”所以享有普遍性、公正性、恒常性的根本原因。
《韩非子》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是目前所知在先秦诸子中批注《老子〈道德经〉》之最早者[1]。此外，《扬权》、《主道》两篇对“道”有深刻的论述，系出于韩非之作。《大体》篇之“大体”意指一全盘事物的主体、原则、总纲或意旨。该篇据天理人情论究了“法”之依据，虽然此篇亦见于《慎子》，然而既入于《韩非子》亦可认为是与韩非思想相容而可纳入韩非子学派的内涵。我们先析辨韩非论道的要旨。《解老》篇有段精辟的言论，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迫也），故理之为物之制。
“道”是万物存在和活动的总原因或本根性的原理。道自本自根为“万理之所稽”，“稽”兼指稽查、督责、契合、根据等涵义。总之，道为万物之根据（稽）。万物与人所禀受自道而成为自身内在本真者称为“德”。《扬权》云：“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道化生万物，以“理”命赋予存在者。韩非提出“理”亦即性命之理或自然本性来拓展《老子》书中“德”的概念。盖《老子》书中无“理”字，黄老学派使用“理”这一概念，韩非承袭之而以“理”诠释“道”为其道法论之特色，道赋万物以性分之“理”，且因循“理”来运行万物有条不紊于无形中。道、德、理、物为一纵贯的形上理脉，奠定人君据道理立法以治分殊万物的理据。《主道》篇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君主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盖“道”与理相应，为万物所以成的始因。
《慎子·威德篇》云：“法制礼藉者，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法律在公共生活与事务上旨在确立公义的价值，超越主观的私见，亦即勿用个人一己的是非判断来进行公共事务之是非判断，韩非子继承且发展慎子以“立公义”以去私见的法治理念。他认为法治较人治具客观性、公是公非性。《韩非子·用人篇》云：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韩非的立法以政治上能公正而有效率地制事为着眼点，因此，他认为任主观的心来治国而无法律，纵使有尧般的贤能也难达成治国的绩效。若能确立一套客观的法制，则普通智慧的“中主”也能依法治国而不失于乱亡。这层道理犹如拙匠按标准化的规矩施工，其工艺成就可能胜过缺乏规矩依据下施工的巧匠奚仲，韩非在《定法》篇中较细致地论证这一道理。对他而言，一套客观化、标准化的法律终须是成文性、公布法、实证法。《难三》篇所谓：“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韩非认为具客观效力的法，必须符合法之普遍性及平等性，《外储说右》篇云：“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凡公共事务应当依公法断事而不任凭个人一己的智能，《五蠹》篇所谓：“一法而不求智。”韩非坚信符合平等性、普遍性的法才具客观效力，有客观效力的法之所以有正常性，在于它具有实质的公义性。他认为主政者应能公私分明，依据公共的法制治人治事以杜绝私情私恩。韩非基于政治所追求的效益在兴利除害，拨乱反治，他强调治理公众事务之公义与否，对人心及所引发的治乱后果有密切的相关性，《饰邪》篇论断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
韩非企盼韩国能振衰起蔽而迈向富国强兵之前途，其关键在于韩国能否立公义之法，遂行公义之治。基于“道者，万物之治，是非之纪”的信念，他诉求因道立法的道法之治。《韩非子·大体》篇云：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所谓“全大体”意指周全而合乎公义的治世之大体，亦即是因道立法的法体系。治国安民需建构一套完备而有公义性的法体系。这整套法体系系依据天道而建构的规则条文。“道”是先验的形上理律，“法”是循天理而立之法。韩非采取道家的立场，认为天理对人而言是“不伤情性”的天理。合乎公义的法“既”是“因自然”而得，“守成理”而立，则可分享道的超越性、普遍性及客观性。换言之，合乎公义的法乃是符合人情事理而不偏私的。“法”之所以能摆脱个人的好恶及偏见，就法与道的关系而言，韩非的“法”因“道”而全，法为施政之归宗，“道”则是法之形上理据。就人与道法的上下关系而言，人是隶属于法的管辖范围，法的上位概念则是“道”。面对人间事务之繁杂，若治者能因道立法而处治，则将可以简御繁而不失条理了，法的公义性不但要能分享天道的超越性、客观性、普遍性，也要能参照天道运行万物的整体平衡性，亦即立法时要对所有相关的因素皆能面面俱到，思虑要周遍，才能制定出不失整体考虑性、均衡性的公义之法。《韩非子·大体篇》有云：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
不逆天理的法，虽有严苛处却不伤人的情性，其要旨在大处着眼求效果而不计较细小处来苛责，这种“法”有顾全大局性、均衡性、整体安定性，而不流于偏向重督责、小节的法。因此，法虽严，然所求者可谓宽厚；虽所求有所宽厚，但是其中有节度，有可守的绳墨规矩。在天理人情之内，公义之法不容宽缓，绳墨之外，不多牵引，绳墨之内不稍推移，一切应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当然，道的运行与时推移，因“道”所立的“法”也当与时俱进而予以合理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