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帝四经》的天道论
1972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古籍的出土，见隶篆双体《老子》甲、乙本，并在其前后附抄古文佚书，学者们认为是黄老合卷。在乙本隶体《老子》文前的四部分附抄卷，依篇名所见依序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大陆学者唐兰认为《经法》等四篇，思想有一致性，宜为一书，即《汉志》所列《黄帝四经》。在战国中、后期乃有益流行的黄帝传说，出现“百家言皇帝”之现象，诸子百家争鸣了一段时间后，彼此横向交流而有相互吸收的合流趋势，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改造旧思想建立新理论的学术潮流下，《庄子?天下篇》反映了当时天下采取以道家为主，兼采儒、墨、名、法的思想倾向。如此，则战国时期以道家为主轴的思想家出入各家，兼采并收，而有博杂的倾向，乃成为黄老道家了。
“道”字意指宇宙与人生的最高原理及活动规律，在哲学上为表述存在与活动之本体的范畴。“道”字见于《黄老帛书》者约八十六次数。《黄老帛书》言天道之最具哲学意涵者有《道原》一篇，论“道”之体用，就天道推明人道中之治道者，首推《经法》篇所云：“道生法。”《道原》开宗明义地表述“道”之情状为“恒先之初，同大（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熙”。魏启鹏说：“帛书整理小组1974年线装大字本，1980年布面精装本皆作‘无’，帛书‘无’字多作‘无’，与‘先’字字形近而易混淆。今据李学勤先生《帛书〈道原〉研究》所释，应以‘先’为是。”若作“恒无之初”指“道”对所化生的万物享有先在性，这是就“道”的始源状态之描述。“大”与“太”通，“太”字在《说文》与“泰”为同一字。《周易·序卦传》云：“泰者，通也。”“同太虚”意指“道”的原始状态系一处在通达遍在，可资运化不已的“虚”之通达状态。下文云：“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据《老子》三十九章有言：“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一”系本根或终极性的统摄者，含统一性之义，为“道”的称号或别名。下文“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熙。”文句涵义指由道所化生的万物，因“道”的运行而有所作用时，可折射出道的作用力，明显而宏大。换言之，“道”内在天地万物中，其发用可充满至极限，在幽微冥冥中无所无时不发其运作力。“湿湿梦梦，未有明晦”乃藉深邃情状描述道在混沌的状态中以无限的运行力不分明晦，不息无间地运行万物的生化，所谓“神微周盈”指高深莫测，妙运深微的周全貌。“精静不熙”之“不熙”指道之运行恒处在混沌不显的状态。“一”表征着“道”的浑全混沌性。万物由道所化生，则“一”亦表征万物共根共源的同一性和本根性，则整全浑一的“道”与所化生之万物有何内在关系呢？《道原》说：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刑（形），大迥（同）无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混沌未分状态的“道”，神秘而盈于万物，精微而不显明，故未能以定限的概念之知来界说其确切的内涵特征。文中从“天弗能覆，地弗能载”之普在性、整体性的“道”陈述到“一度不变，能适蛲”的个性体亦即个物的生命情状。浑全且遍在的“道”不是天地所能限制的，“道”成就一切大小的对待者，充斥寰宇。阴阳是万物形构的素材及促成万物变化的内在力量，“阴阳”一词在《黄帝内经》书中出现四十七次。“道”运行于阴阳之间，却不会因阴阳的对反性而产生质变。“一”兼涵“道”对万物发挥有机的统整协调功能，使万物相辅相成，并育而不害，且能辅助个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所谓“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道原》第二段文字如下：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规（）行（蛲）重动（指动物之类），戴根之徒，皆取生，道弗为益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匮），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观此段全文，从“一者其号也”到“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一段文脉，系以道的始原状态与道的整全性及与所化生的个体之互联关系交叉地解说道自身的体性及其发用运行时与个物的互动关系。例如：从“上道高而不可察”到“万物莫之能令”系一机体的整全性观点；由“天地阴阳”到“稽极之所不能过”，则又转至道与物相互关系的论述。“一者其号”意指统摄万物之至极本体，亦即道，是“独立不偶”的绝对者、至上者，“恒一”指“道”是形上实在有其永恒不变性及至精至一的纯粹性，“虚”兼表征着道的居所及状相。“无为”是道发用的方式，“和”是“道”作用的统合性特征。四、两书中的天道论之对比两书皆采取本天道行治道的理论模式，且所认识及效法的天道，是指具体可观察、抽绎、符应的天地四时之自然规律。两书皆相容道与法，以道为体、以法为治世之用。他们对形上的“道”之理解与效法，注重将自然界之四时、四方与政治上的文武、生杀予以结合，两者同重视依四时运行，万物的变化所蕴含的自然法，模拟推论及制定治道所必须建构和因循的刑（形）名之治。刑名之治表征了天地秩序与人间规范是相符应的，落实了《老子》法自然之道的无为政治。其不同处有数点：首先《管子》虽然对宇宙的时空条件、万物生存的场域有着高度的兴趣，且透过“水”、“地”、“精”、“气”等概念试图探求万物所生成之本原，然而，这些概念相互间的关系及互动的功能为何？仍是语焉未详的，其论述的倾向是本体论较弱，宇宙生成论的倾向较浓，却未构作出一套较成熟而有理论规范的学说系统来。尽管如此，《管子》的精气说、贯通天人、感通万物，对以后的《吕氏春秋》及《淮南子》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思想资源。此外，在人与道的互动中，《管子》突出了心灵净化的修养工夫与精气的往来、留驻及产生灵气的神明作用，是《黄帝四经》所不及之处。
《黄帝四经》虽不具五行思想，却较《管子》有丰富的阴阳思想。该书关注于“道原”及“道用”的相互关系之探索和理解，衍生出“道”、“一”、“神明”、“阴阳”与“气”等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将老子的道倾向创生实体的诠释路数，构作出较《管子》有系统性的宇宙生成理论之形。值得注意者，在《黄帝四经》中“气”概念尚未充分而深刻的发展，这点不及《管子》。同时，“阴阳”亦尚未与“气”结合成复合概念，但是已提出“地气”、“夜气”说，已将“气”概念发展至与万物之化生息息相关了。《经法·名理》：“道者，神明之原也。”一命题虽未将“神明”在人心中如何修持及发挥悟“道”作用的涵义开展出来，却与《管子》中人与道的中介环节有相呼应的类同性。《黄帝四经》所提及的“一”有贯通道物为浑然一体义，以及纵贯的通畅了“道”与“万物”的紧密关系，这是《管子》所欠缺处，也是吾人得以更进一步理解万物化生之理及宇宙生成之源的关键性概念所在。同时，“天道”一词在《黄帝四经》书中的使用较《管子》为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