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两书治道思想之对比
两书皆继承《老子》法天道以行无为之治的思想，且侧重天道在自然运行所蕴含的客观规律，亦即自然律。同时，两书皆在本天道立治道的思维方向上，推天道所赋予经验世界之存在秩序和可征知的有形特征，具体地建构出一套套刑名法度。因此，它们在实践老学中“无为而无不为”之理念时，是设计了依自然法而衍生的刑名法度之人为法做机制。质言之，他们的无为而治之所以可能是因循了一套合理化、客观化、人性化的法治轨道。两者皆刑治，同时也兼采德治，使德治与刑治两资为用，彼此互补而构成了较完备的治道理论。
但是，两书所呈的治道，仍有差异。《管子》是在齐鲁文化交流下，仍重视礼治，《黄帝四经》的礼治思想不及《管子》的浓厚。但是，《黄帝四经》在“道”与“法”的关系上，“道生法”一命题简明扼要且深刻有力，胜过《管子》所论的道法关系。《管子》中的“五政”乃是配合时令之规律、特色所发布的五种政令，与邹衍“金、火、木、水、土”的“五行”说无甚关联，但是《管子》的五政与春秋以来的五方、五色、五章、五味已程序化的治道理论相联系，显然与不具此特色的《黄帝四经》有差异。就操作而言，《黄帝四经》对刑名法度的运作显然在经验上及理论架构的形成上，较《管子》丰富而深刻。我们从《黄帝四经》书中所提及的“五正（政）”、“五逆”、“六逆”、“八正”以及“四度”、“三名”、“六柄”、“七法”、“三凶”、“六危”等可证成其在治道的道术学说上远胜过《管子》。我们再由《黄帝四经》书中力黑与黄帝的对话中，虽也有与《管子》一样的刑德并用、德主刑辅说，可是在惩奸治恶和战争克敌上，《黄帝四经》较《管子》更强调用刑杀的必要性及正当性。此外，两书最大的治道差异在于《黄帝四经》主张王霸并行的帝王之道，这是《管子》所未逮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