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帝天下为公精神重要内涵的反映和表现

    精神属于哲学范畴，《辞海》云：“精神，指人的意识、思想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宗教信仰和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精神，是对意识的神化。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做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而在哲学上，意识和思维是同一类的、同一意义的概念，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原始社会史》云：“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人和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原始公社制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原始经济制度的变革而变革。”[2]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归纳的，有从民族形成方面归纳的，还有从儒释道方面归纳的等。如归纳黄帝有创造、奉献、团结、进取精神；黄帝有民本、法制、军事、哲学精神；黄帝有建功立业、为民利族、开放自强精神等。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存在说，“灵魂不死的观念或灵魂崇拜是最原始的哲学唯心论萌芽”；“对自然界的一些简单规律、物质现象也有一些朴素的了解，对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现实的态度。这可以说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因此，我们认为黄帝精神是在“三皇”精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从《尚书》以来的文献中探寻，并结合考古、民族等学科予以论述。这也是“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思想史和文化史可以沟通并联结为一个整体”所决定的。

    1. 以土地为根的重视发展农副业生产精神

    《 周 易 · 说 卦 》 云 ： “ 乾 天 也 ， 故 称 乎 父 。 坤 地 也 ， 故 称 乎母。”《尚书·泰誓上》云：“维天地，万物之母。”《黄帝经》云：“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王天下者，轻悬而重土，故国重而身安。”“夫民，仰天而生，往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可见黄帝对土地是十分重视的。《礼含文嘉》云：“伏羲乃则象作易卦。”《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太昊伏羲氏为“三皇”之一，约生于8000年前，重天地的精神来自《易》。《通志》云：炎帝“复演八卦，而为六十四卦，名之曰《归藏》”。《绎史》辑《春秋内事》云：“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能推阴阳之事。”《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管子·形势解》云：“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别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这些书虽然是春秋以后人写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帝同炎帝一样，对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视的。《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标志着其时的定居农耕迈入了新阶段。

    （1）创立井田制以提高先民生产积极性

    黄帝为提高以家庭为主体的先民生产积极性，对氏族或部落的土地公有制进行了改革。清代吴乘权综合其以前的文献资料，精心编著的《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遂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之于井而计于州，则地著而数详。”这既是“井田”地制，又是地方行政管理之制，比炎帝时代要进步得多。

    “井田制始于黄帝，实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历史。”这是“随着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加强和父系家族的出现，个体劳动和家族耕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因而产生了把土地定期分配给各个父系大家族的制度。个体劳动是私有制的源泉”。[2] 家庭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缴公，允许留一些家用，就大大激励了先民的生产积极性。《黄帝经》云：“赋敛有度，则民富。”

    （2）创制《黄帝历》方便先民生产和生活

    《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载：“作甲历（即制造以甲子记岁的日历），定四时（即确定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即由甲寅开始，天干和地支相配合成为十二辰，以六十甲子表示自然规律就圆满了）。岁以是纪而年不乱（年以干支相记就不混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月以干支相记就四季不会错乱），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向）不惑。”伏羲氏制定的《甲历》，经炎帝使用和改进，至黄帝时又进行了改革和创造。《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载（译文）：“命令大挠制定六十甲子”，“大挠探测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变化情况，观察斗柄初昏时在的位置，开始制作六十甲子配合表”；“命令容成制作伞盘相配的天文仪器，以显示天体运行的状态。综合占日、占月、占时、造律吕、作算术、作甲子等六种方法，以确定气候的变化、时序的转移。询问鬼臾区关于以前年代和以后年代的完整记载，来制定调历，年用甲寅来纪，日用甲子来纪，确定四时和节气。这一年乙酉的早晨，太阳升至南天，获取了神奇的蓍草，得到了珍贵的宝鼎。鬼臾区说：‘这是得到了苍天赐予的推算历数的用具，可以周而复始的运用。’于是推算未来的日月朔望等历数，制定十六神历，积累余下的时日来设置闰月，配以甲子而设置六十部。从此四时顺适、日月交会的日子也不会弄混了。”[1]相传黄帝到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市郊）向广成子学道时，得到了伏羲氏的“神”（读策，通用，神策即蓍草）。《史记·封禅书》及《五帝本纪》等，对此记载较多，因黄帝创制而曰《黄帝历》（俗称《黄历》或《阴历》），又称《调历》。一年四季、节气、月（有了闰月）、日、时辰的完备，以及对天象的掌握，进一步推动了适时播种、收获、储藏等农序的按时进行，大大方便了先民的生产和生活。

    （3）发明生产工具与提高生产技术促进农副业发展

    概括说，炎帝时代是“刀耕火种”的农业，黄帝时代已是“锄耕农业”，已使用“抛荒轮休”、保持地力的耕种法，且有了沟洫以排灌水、深耕施肥、铲除杂草、挑选种子、防病虫害等耕作知识和技术。锄耕乃至初兴水利、耕作程序渐备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兴旺。生产工具在沿用炎帝时代的磨制石质的斧、镰、铲、锛、凿、刀、棒及木质耒耜等外，又创制了扁平、加宽或延长的石铲、石锄（利于翻土与垦荒）、骨铲、双齿木耒、安柄锄与镰、骨镰、蚌镰等。黄河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有粟、黍、豆及少量的稻，泛称为旱地农业区；长江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是稻，亦有少量的粟、黍及豆，泛称为水田农业区。生产的发展使粮食大量增加，储备也随之增多，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窖穴的发现可为资证。农业的空前发展，促进了动物、禽类的饲养与养殖业的发展。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在黄河、长江流域均已有较多的饲养，且以猪（豕）为主（习惯久与饲料多之故）。“农业发展了，就为养猪提供了应有的饲料。农、牧结合便形成了这些氏族部落经济的基础特点。” 为了丰富生活资源，不同地区的部族还利用本地条件，从事采集、狩猎或渔业，作为生活的辅助或补充。“这说明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是那时的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 因而以往也有黄帝是“农牧副业”的代表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