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民生为本的发明创造精神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是说黄帝为神童，成年后是一个有大智慧和善于发明创造的伟人。这是由“三皇”的母系社会转型为父系社会的必然，也是原始农业的繁荣所造成之农业、手工业第二次大分工的必然。《黄帝经》云：“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王者而有天下矣。”即黄帝把天、人、地之道，视为治国之道。他还曰：“吾受民命于天”，“吾爱民而民不死，吾位不亡。”因而他“以民生为本”，奋发向上，发明创造，为民谋福利。
（1）从“轩辕”之号看黄帝在交通方面的发明
“三皇”的事迹中，未见到有交通工具的记载。农业、饲养业的发展，尤其是马、牛的饲养，为黄帝解决先民的交通工具问题提供了条件。《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姓公孙，名轩辕。”《说文解字》云：“轩，曲车舟藩车也。从车干声。”段玉裁注：“谓曲车舟藩蔽之车也。曲车舟者，戴先生曰：小车谓之车舟，大车谓之辕。”《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致远。”《楚辞·远游》云：“轩辕不可攀援兮。”注：“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曰辕辕氏也。”可见，黄帝时创制的篷顶车已成为交通工具之一，以此功德而名或号曰“轩辕氏”。《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命共鼓、化狐刳（读kū，挖空之义）木为舟，剡（读yǎn，刮削之义）木为楫，以济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辂（读lù，大车之义）以行四方，由是车制备。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而天下利焉。”这些不仅利于先民出行，而且也方便了先民的迁徙和货物交换，更利于征战。
（2）先民居住和衣服方面的发明
《纲鉴易知录·大昊伏羲氏》云：“命大庭为居龙氏，治屋庐。”考古资料证明“前仰韶”文化阶段已有地穴或半地穴的草、木、泥简陋房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李岗8000年前的村落房基），仰韶文化阶段的“聚落中心”，在昔日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等，广场、房屋、陶窑、葬地等已俱备，规模较大。《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广宫室之制，遂作合宫（即后世称的明堂），祀上帝，接万物，布政教焉。”龙山文化遗址的“聚落”规模扩大，布局合理，设施较全，已具有“城”的特征。先民的居屋出现了家庭居室（单间或套间）。《周易·系辞传下》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发明礼服。《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丝麻，衣其羽皮”。《路史·后纪》罗苹注引《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注引《白氏六帖》云：“伏羲作布。”《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皮肤干裂和生冻疮之患，“后世祀以先蚕。”考古发现的石质与陶质纺轮、骨针、蚕茧化石、麻布、丝织物残片等，佐证了伏羲至黄帝纺织麻布、丝织品的发展与制衣史实。炎帝之妻听 、黄帝之妻嫘祖的教民采桑养蚕、缫丝纺织、缝制衣服，反映了广大氏族妇女的贡献。由于黄帝时出现了等级分别，所以他又发明了表示尊贵地位的礼服。《纲鉴易知录》又载（译文）：“黄帝制作了帝王的礼帽，帽子的前后沿上悬垂着玉串，两侧放置着丝絮（表示只听忠言，若有奸言就用丝絮塞住耳朵）。制作黑红色的上衣、黄色的下裳，既象征天地的本色，又象征帝王是天地之子。向四方观看，见有五彩羽毛的野鸡（今日的凤凰）和野草、树木的花朵，于是他将各种颜色染的丝织成不同的花纹，用来表示尊贵和卑贱。从此帝王和三公的礼服、礼帽、上衣下裳礼制就产生了。”当然，此载含有后世人的观念，黄帝时还达不到这么高的礼服程度。
（3）先民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发明创造
制陶器。华胥氏发明彩陶，伏羲、炎帝承继。《路史》云：炎帝神农氏“大埏（以水和土）埴（揉泥为坯）以为（陶）器而人寿（延长人的生命）”。文献还有“神农作陶”之载。《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帝命宁封为陶正。”即正式设立掌管陶器制作的机构和官员。从前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的红陶、彩陶、黑陶，反映了陶器的进化过程（约12000—4071年前），方法由“三皇”前后的手制发展至黄帝的轮制陶器（手制亦存在）。“三皇”时期的陶器已有饮食、储藏、水及炊器等类型，碗、盆、罐、瓮、缸、盂、盘及小、大尖底瓶等，器呈红色，图案为黑色。黄帝时期除有这些陶器外，又发明了器类，工艺增加，质量提高，轮制陶器多黑色、灰色，白色也已出现，且出现了动物、飞禽等的造型器。制 木 器 。 桓 子 《 新 论 》 云 ： “ 伏 羲 之 制 杵 臼 ， 万 民 以济。”“杵”的发明在前，安柄者是伏羲。《逸周书》云：“神农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 耨（除草用的曲木柄锄）以垦草木。”《周易》云：“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刘子》云：“神农氏弦木为弧，剡木为矢。”黄帝时的木器制作种类多，质量又有所提高。《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命赤将为木正。”管理木器制造与土木建筑。
制玉器。“三皇”前已认识玉石的珍贵，至三皇已会制造简单的玉器。《拾遗记》云：神农“筑圆丘以祀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有石磷之玉，号曰夜明。”《越绝书·外传》云：“神农赫胥（即华胥后裔）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黄帝时期有玉官和专门管理机构，“城”内有了作坊，礼器、兵器、装饰品等皆有。江浙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已出土有玉琮、璧、钺、环、璜、三叉形器、镯、柱形器、锥形器、管、珠、半月形牌饰、带钩等二十余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玉琮，通体乳白色，外方内圆，四面直槽各有两个羽冠人面兽身的神人徽像，工艺水平相当高。黄帝族活动中心的黄河中上游、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相当丰富的玉器。有凿、锛、斧、笄、璧、圭、坠饰、牙璋等，尤其是辽宁西部、内蒙古一带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丰富精美玉器，都充分佐证了黄帝时期玉器制造业的兴旺，因而有“玉器时代” 之称。
铸造铜器。《路史·后纪一》云：“伏羲聚天下之铜，仰观俯视，以为棘币，好圆法天，肉方法天。”《拾遗记》云：“炎帝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峻锾，山名也。”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黄铜片，证明“三皇”时期已有采矿山之铜（红铜）造器之载不妄。《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黄帝范金（用模子铸造金属）为货，制金刀（黄铜刀币）。”又云：“黄帝采首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之铜，铸三鼎荆山（今河南灵宝，一说在陕西富平，今划归阎良区）之阳。”考古资料证明黄帝时期的采矿铸铜业，比“三皇”时期有了发展。“在甘肃齐家文化的主要遗址中，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红铜器，从而表明齐家文化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了。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重要标志，是过渡到金属时代的开端，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4）改进和发明医学而延长先民的生命
先民的衣食住行解决后，为其解除疾病之患就成了迫切要求。于是黄帝便在“三皇”发明医学的基础上，又予以了发展和创造。《孔丛子·连丛子》云：“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毒，然后五谷乃形。”《太平御览》卷721引《帝王世纪》云：伏羲“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纲鉴易知录·炎帝神农氏》云（译文）：“远古时，先民吃草木的果实、飞禽走兽的肉，不知耕种土地种植庄稼”，不知熟食，易得病而死。“患了病，不懂药物，炎帝尝花草树木的滋味，体察它们寒、湿、平、热的药性，辨别它们主治、辅助、兼治、引导的性能和作用。他曾一天遇到七十种毒草，都奇异地化解了，于是就将体验写成医书，为先民治病，医术随之产生了。”后世托古书有《神农百草》。又云：“黄帝依据人类生存的状况，发现他们背阳怀阴，吃各种食物，穿各色衣服，严寒酷暑冲击着他们，喜怒哀乐扰着他们，夭折短命，君主和百姓世代都有。于是他往前探索到远古的尽头，往后研究到当时，观察人的五脏在体外的表征，用五行加以说明，洞察人天生的体质性格、遭受的命运，以阴阳变化为准则，向岐伯询问，作《内经》书。又命俞跗、岐伯、雷公考察人体的经络血脉，研究脉搏跳动的次数和征象；命巫彭、桐君制定处方，而人们用此能享尽天年。”后世托古的中医学书有《黄帝内经》、《黄帝岐伯按摩》、《岐伯经》、《难经》、《内外术经》等。这就是说，黄帝时对人疾病的诊断医术进一步提高，对症使用中草药，效果更好了；又会按血脉、穴位针灸治病，还会使用外科手术。
（5）发明指南车与黄钟（亦称十二律）
黄帝与蚩尤大战，突然遇恶劣天气，风沙弥漫，迷失方向，大臣风后献指南车予黄帝，才稳住了阵脚。对此传说，相信者不多。但从黄帝时人们智慧分析，可能有了辨别方向的仪器，不一定就是后世说的指南车。
黄钟。《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律，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又云：“伶伦自大夏（今阿富汗之北）西，乃至阮之阴，取竹于谷，以生空窃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黄帝时发明的十二律，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是用竹管做成的律管。除具有乐器的功能外，还具有计量、数学、天文等功能，是远古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项重要而伟大的科学发明。其长度为9寸，横截面积为9平方分，容积为81立方分，用它吹出来的声音作为音符中的基音 。在“制作乐器时要通过振动频率的共鸣来确定新乐器的基调，这便是所谓‘同声相应’的效果。另外，规定黄钟律管的体积为1龠，2龠为1合，10龠为1升，10升为1石。这样，容量单位便确定了。黄钟律管中盛入黍，可容1200粒，重为12铢，它的两倍24铢为1两，16两为1斤。这样，重量单位就确定了 。《汉书·律历志》云：“权轻重者，不失黍累。”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铢。”以此计，1铢为100粒黍。由于1年为12个月，所以黄钟的基本参数也就与天文数字有了紧密关系。 《国语·周语》云：“是故先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1900—1996年）与其他科学家均认为：“黄钟的发明，把中国的音乐、天文、长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单位统一为一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创举。这一发明和规定对中国几千年中的计量、数学、天文、器乐乃至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钟制最初采用的九和十二成了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的数字。以计量学的角度看，它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重要基础。此举开创了以自然界不变常数（在这里是固定律管的振动频率）为基准确定单位制的先例。”[2]甚至有学者认为：1960年第11届国际单位计量大会通过的基本单位，从计量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可以看出，与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所制的普通原器有关 。
（6）发明多功能的管器和创作乐曲
《世本·作篇》云：伏羲作琴瑟。《广雅·释乐》云：“伏羲氏瑟长七尺二寸，上有七十二弦。”《皇王大纪》云：“太昊帝庖牺氏”，“作瑟三十六弦。”《世本·作篇》云：“神农作琴，神农作瑟，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分五弦，曰宫、商、角、徵、羽（即五音名称）。”炎帝还造有筝、鼓、笛等。黄帝在沿用这些乐器的同时，又发明了具有定“五音”之调、制历法、定度量等多功能管器。《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命伶伦作十二律的竹管后，“次制十二筒，以之阮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鸡为六，雌鸡亦六，以此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载（译文）：“伶伦取回竹竿后，挑选节匀称的从节间断开，装入芦苇灰放置于台上，按不同节气之风吹响的声音作为黄钟的首位宫调。再作十二个竹管，以模仿凤凰的鸣叫声，用来区别十二律的音调高低。凤的鸣声分为六种，凰的鸣叫声也分为六种，用来与黄钟的宫调相排比，产生了六律和六吕；与节令之风相适应，而进一步确立宫、商、角、徵、羽五音；研究自然界的阴阳冷热，调节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推算历法的具体时日，决定增减，纠正每年与四季所差的时日。”《通典·乐》云：“伏羲乐曰《扶来》，亦曰《立基》。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纲鉴易知录·黄帝有熊氏》云：“帝命大容作《承云》，是为《云门》、《大卷》，命曰《咸池》。”这就是说，黄帝时的科学水平、乐理、音调、乐曲等，均达到了原始社会的最高程度。音乐对先民的身心健康、社会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7）创造发明记事和思想交流的文字
《 纲 鉴 易 知 录 · 太 昊 伏 羲 氏 》 ： “ 命 朱 襄 氏 为 飞 龙 氏 ， 造 书契。”已有了“六书”造字法。《春秋元命苞》云：“仓颉受河图篆字，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甲骨文字，比前仰韶、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刻画符号要进步得多。因此，黄帝时期已形成初步的汉字是可信的 。《尚书·序》云：“伏羲、神农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汉书·艺文志》载：“《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鬼容区兵法》三篇 ” 等 。 这 只 能 说 是 反 映 了 黄 帝 时 已 有 文 字 ， 书 则 皆 为 后 世 托 古之作。
（8）祭祀设施的发展和礼仪的增多
我国的祭祀坛、台等始置甚古，“三皇”时期渐盛。《史记·封禅书》载：“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平）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祭台至黄帝时，发展为方坛圆丘，沿用炎帝时“明堂”之称。《通志》云：“《郊特牲》曰伊耆氏（即炎帝）始作蜡，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芦苇秆作的笛子），伊耆氏之乐也。”黄帝祭祀百神或庆丰收时，则以各种乐器演奏《咸池》曲，更加虔诚和隆重。大体可与黄帝时期相结合的江浙良渚文化类型遗址中的祭坛，辽西、内蒙古一带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都在规模、祭祀等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黄帝祭祀中比较重要的进步特征，就是举行祭祀太昊伏羲氏、女娲氏、少典、有氏、炎帝神农氏等祖先。黄帝在伏羲一鼎祭万神的基础上，将万神分为天、地、人三类，铸三个铜鼎祭祀，且祖先神之鼎居中，就是对人的强调和尊重。
在“三皇”、“五帝”中，发明创造的最多者是黄帝，具有上总三皇伟业、下启三代文明的功绩。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云：“自燧人氏以迄唐虞洪水之时，其历年虽无确数，以意度之，最小当不下数千年。故合而观其制作，则惊古圣之多；分而按其时期，则见初民之陋。（庖）牺（神）农之时，虽有琴瑟罔罟耒耜诸物，其生活之简单可想。至黄帝时，诸圣勃兴，而宫室衣裳舟车文书图画律历算数始并作焉。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可见黄帝的伟大创造发明，既承袭三皇，又有己功，故最多。又云：“然黄帝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