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经和体悟相结合
在高校从事中华文化的教育工作，是一个深厚而系统的工程，而要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在方法上，需要把读经和体悟结合起来。首先，高校的传统人文教育要设传统经典著作的必修课。当前，各高校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选修课和讲座以及第二课堂活动等，对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方面的教育。同时，也有了一些高水平的突出“人性”、“相通性”、“可接受性”、“可感知性”和“引导性”[1] 的，全面介绍儒、释、道的基本思想的教材和通俗读本。这在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经过了百年的沉沦的今天，要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十分需要而不可缺少的。但要在高校从根本上推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这一事业的继续深入发展，则不能只停留在讲座或选修课的教师讲解宣传上和阅读通俗读物的层次上，还必须通过必修课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少数最原始的经典请回来，作为主流教育的基础部分，才能使传统的优秀价值观真正地登堂入室。原汁原味的价值精神，只有在阅读经典当中细细地品味，才能获得；而要改变在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当中，唯以功利、实用、科技、市场马首是瞻，仅仅用讲座和公选课的数量应景却不求质量的现象，则必须设经典的必修课。
经典教学是中国古代大学的基本教学途径。当年孔子通过整理夏、商、周三代文化，编写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即“六经”，可以说是当时具有大学水平的教材。“六经”教育的主旨在于使大学生懂得道德行为中的深刻的道理，从而能在更自觉的水平上履行道德规范。“六经”之中，《乐》在汉以前就已经亡佚，剩下“五经”。后演化形成“十三经”。“十三经”实质是“六经”的扩充和深化。以“五经”为核心的道德养成教育始终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脉和中心内容。楼宇烈先生“为便初学入门”，从中国传统典籍的注经和互融的特点出发，提出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根本性的儒、释、道的经典书目。其中，有关儒、道的是“四书、五经”和“三玄”。[1]从中华历代治国的理念、政治制度的构建，以及人身修养、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些方面来看，最主要的还是儒家的“四书”和“五经”。其中“四书”易，“五经”难。我以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四书”教育比较符合当今大学生的一般水平，可以首先列入必修课作为基本的教材。
其次，注重体悟。“体”，即身体力行，实践；“悟”是心灵对精神实质的领会。而《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是体悟的基础。“格物”之“格”，朱熹解：格，至。物，事。按此，格物，可以说是道德的实践，即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中充分体会人伦道德的意义，认识其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理解人生的价值和责任之所在。做得好，也就可以达到 “知至”的认识高度。有了这种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对道德修养自然就会有“诚意”，而不会自欺欺人。有了“诚意”，自然不会心生邪念。“心正”，摈弃了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就能专心致志于道德修养，于是也就能真正地达到良好的修身的效果。这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之说。
“格物”之“格”，王阳明解为“正”，“格物”即正心。强调的是“悟”，突出心之“思”的功能。如《大学》讲“知至”，也就是充分懂得其所当“止”的目标的价值和意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大学》对道德心理的前后因果性关系的深入挖掘，是对道德修养的心理活动逻辑的经验总结。此外，《大学》中关于“诚”的心理论述，也十分精彩。其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2] “诚其意”，是说在道德意识上，不应该违背自己的良知，自己欺骗自己；而应该像对“恶臭”之“恶”和对“好色”之“好”那样，好善恶恶，自然而然，毫不含糊。小人不能诚意，自以为其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蒙混过关，在自以为别人不知道时，坏事做尽，而见人却装模作样。对此，《大学》曰：“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3] 这些，都需要靠“悟”的思维方式来加以体会才能获得。
而当前，在工具化、功利化的价值观支配下，在传统人文道德教育当中，学生缺乏《大学》的上述道德实践和心理认知过程，因而缺少道德修养的积极主动性，很难以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也不可能真正地进入道德境界。而如果把传统的读经、践履和思维的训练引入我们今天的传统道德观的教育当中，效果大概就会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