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帝四经》
《黄帝四经》（简称四经）晚于《老子》，其道论是对《老子》之道继承，但略有差异且有所发展。基本上，老子之道论崇向玄奥，超越万物[2] ：而四经之道落实于天、地、人之道，且重点置于天地人三者互动之关系。除此之外，四经强调一、理，阴阳，道生法、度等等观念，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一）道
四经之道思想上，比较强调“虚” ，其云：“恒无（先）之初，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和其用也。”《道原》又云：“虚无刑（形），其（督、寂）冥冥，万物之所以从生。”《经法》除此之外，《四经》尚且承续关于《老子》描述道相为恍惚，周遍，周行不殆，“古来有之，万物莫以”，无形无名，至大，万物以生以成其性与成其能，一度标准，百事以成。“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天地阴阳，皆取生。”（《道原》）
以上所述，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不以虚字描述道，而以“虚其心”，描述人之意境。《四经》及《管子》“虚而无形之谓道”（《心术》），虚是同空虚而无形无名，虚为道之舍，虚不是绝对空无，其云：“观之大古，周其所以，索之未无，得之所以。”（《道原》）由此可见，道之所有“所以”之由，索之未无。是故，道仍然为“有”（Being）也，只是虚而无形而已。其次在《道原》篇，强调“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一者其号也”。道即是一，此与“道生一”不同。秦汉之际重视“一”，且提高为太一 。《四经》描述道为“虚”作为天地、阴阳、万物、人事之以“得之以”、“以之所以”，得之以成“人皆以之，人皆用之”。（《道原》）而“莫见其形之本根”。不过道之“虚”位而后道便落“实”在天道、地道、人道上。
（二）天地人
在道落实至天地人上，《四经》云：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称》）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十大经》）天开以时，地成以财，（人）因而饰之，事环（不）克之。（《十大经》）
夫天地之道，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与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十大经》）
由此可见，《四经》注重天地人之和，天地之道皆有法则，而人因有“取予”之自由选择之意志，以及人能人为饰之，是故人事则无常。然而人能法道，遵道循理，亦能成就人事[1] 。是以《四经》将《老子》之道纪，道式转变为“理”。老子之“道动”之规律加说为有“（天）当、有数、有度、有理”，天地之道，四时变化，常有法式。《四经》皆将之归纳为“天地之理”，“天地之道，人之理也”。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不道，逆顺各自命也，则存亡兴衰可知“，故要“执道循理必中天理”，“正道循理，故能循名究理”。《经法》故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称》）由此可见《老子》无“理”字，《四经》将道纪、道式转化为天理、地理、人理、物理，并且强调人在静作（行为）中必“遵道循理”，始能成功，避免失败。此种“理”之提出，成为黄老之后，为中国哲学范畴又一大贡献。
（三）阴阳
阴阳之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是很重要的。通常在中国哲学中把阴阳里当做“气”所分化为二，作为对立、相反、相成的质素与互动之力，并用之于万物之分类、价值之范畴。《老子》仅有“万物负阴而抱阳”之一见，其意义在《老子》哲学中很难申论。《四经》明确提出道“为一，无明无晦、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十大经》）。“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十大经》）“极阳以杀，极阴以生。”（《经法·四度》）“刑阴而德阳”（《十大经·姓争》）。是故“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父阳子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此地之度，雌之节也”（《称》）。由此看来，《四经》提出“阴阳”，作为一气分判为两的质素，两者之等级相反、相成、相关的动力因，并作为天地、万物、社会阶级价值贵贱价值的分类、政治刑德之依据[1] ，此等论述影响了《庄子·外杂篇》、吕氏春秋、淮南子与董仲舒。尤其是董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采纳了阴阳五行作为立论架构，而流行于两汉经学思想里。
由此可见：《四经》在道之一、阴阳、天地人之道、理、度、数、法，继《老子》之后有更大的改造与发展。
（四）人
在人的论述方面，《老子》提出人是身体载营魄（魂魄）的形气神合一者，虽然人是有欲者，但老子提倡少私寡欲，使民无知无欲，去其欲与知之撩扰而归于虚静无为、素朴自然。而在《四经》则是认为“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不会不继，无与守地；不食不人，无以守天。民功者，所以食之也。重阴长夜气闭地绳〈孕〉者，所以继也”（《十大经》）。换言之：人之生、有食与继之欲望。人要生存，需要饮食，为食则要有工作之效，为“继”则要子孙，则要交会《雌雄交合》之性。这即是人的“食色，性也”。这也是人的基本欲望，虽然人之有欲，然而人之行为则由心之主宰，“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十大经》）。心是主宰言语，行为、形态，生命活动现象者。是故“心之所欲则志归之，志之所欲则力归之”（《称》）。人“心欲是行”（《经法》），心“能制取予”（《称》）。“心能来去、能自往，能一，能毋有己，能择而尊理。”（《十大经》）能法天天，法地地，遵道循理而与天地人配为三才，能成，能饰以成就人事。这是《四经》并不像《老子》无为而消极回归于自然素朴，反而积极强调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是故《四经》在人的社会行为，人事作为大为别异于《老子》，而倾向于人的积极主动的作为。
《四经》注重人事：“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十大经》）“凡有人，则有生，有生则有欲，有生有欲则必动，动有事。”（《经法》）有人有生有动有人事则必有为，有为则有动静（静作）之行为。令人惊讶的《老子》之书在人的行为上，无论在个人、在社会、在治国上；也无论在己之内在心意、欲、知、气、养生与修养，在外之动静祸福名利、皆谆谆教诲，要欲无欲为无为，顺自然。学者认为《老子》全书主旨大要在于“无为”与“自然”[1] 。而在《四经》中竟然很少出现“无为”之辞，也不强调“无为”，而唯以“动静”或“静作”描述人事行为，这是令人奇怪的事。
《四经》在描述人事的行为时是以人“生必动，动有事”（《经法》），动也是“作”，也是“行”，人在不发生行动、不有动作即是静。动静由心之抉择取予，无论心之抉择要动要静皆由心志，心志所欲动即是动，心志欲静，其欲也是动。严格上人之行为无论是动或静皆是动，有动则有为，是以以人行为言之，无论是有为或无为皆是“有为”，而无“无为”。或者《四经》了解人事必要“有为”故少言《老子》之无为耶。
然而《四经》言人之“动静之所为”（或静作）必须按照“人事之理”（《经法》）。在人事之理上，首先在“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必中天理”（《经法》）。其次动静合时，“动静不时谓之逆”（《经法》）。其三要合于天当，天度，不能违反天极。其四要循名究理，“唯公无私，正道循理”（《经法》）。总而言之，人之动静要遵循道理而行，合于时，过于度，守于法，而在正当。在于此公而无私，此言人之行为在于合乎遵道循理，而不在有为无为，此之所异于《老子》言无为也。
（五）行为方式
《四经》不讲老子之“无为”，是以在人的行为之形态上有几项异于老子者：一者在人的行为上，《四经》强调人为的主动性，而在人事上要遵天道、合地理，“天时、地利、人事”要相互配合，人要遵守天道地理自然律而少提“自然”之辞，亦少言“无为”。
在行为态度：老子言“不争”，《四经》于战国中后，其时代特征在“战”、“争”。《四经》曰：“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勿争乎？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十大经》）强调当争则争，不能“不争”，否则亦毋以成功。此有异于老子贵柔弱而不争也。
其行为形式上，老子言戒之在先而“贵后”，守“柔弱谦下”之教。《四经》则言吉凶不在形式先后，而在于德之恒抱“雌节”，其云：“凡彼祸难也，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先而不凶者，是恒备雌节存也。后而不吉者，是恒备雄节存也。先亦不吉，后而不吉，是恒备雄节存也。凡人好用雄节，是谓妨生。”（《十大经》）是以吉凶不定在“先后”，而在于去其雄节，唯在雌节所执。所以像老子一样守雌守柔，要“安徐正静，柔节先定（仁、慈、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失（先）”（《十大经》）。
四在处理人事之过程上要果断：强调“圣人不达刑，不襦传，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十大经》）。以上在人事处理方式上则是《四经》有异于《老子》者。
（六）政治哲学
在政治哲学上，《四经》与《老子》亦有很大的差异。其所以之不同调，或者是两者环境时代不同，老子生在春秋小国寡民的陈国，《四经》生在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风。老子歌颂“小国寡民”（八十章）不受王侯干扰的无为政治，而《四经》却是鼓励大国之“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适（敌）”的“其国霸昌”。是以《四经》讲王术、法制、刑德、君主专制、遵道循理而治的大有为政治。
在君主方面，《老子》讲侯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者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而在《四经》君主则如黄帝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流将生，牟（佞）辩用智，不可法组（阻）。”（《十大经》）强调君主唯一无二的君主专制。
在君臣统治关系上：老子少言君臣关系而常言圣人与百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弗宰”，百姓皆谓我自然。而在《四经》上，君臣统治方法是“人主者，号令之所出也”（《经法》）。“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经法》）人主要“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十大经》）。也要有“主惠臣忠，其国安”（《经法》），“兼爱无私，其民亲上。”（《经法》）
是故在统治上：《四经》讲究为人主“南面而立”的“王术”，以“王天下”，若“不知王述（术），不王天下”（《经法》）。除此之外《四经》强调人主执法度，以法治国。老子认为“法令 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老子不认同法治，而主张上以无为而治。《四经》最特出的，是“道生法”（《经法》），法出于道纪、天理、天道的自然法，所以主张法治，认为“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经法》）。所以要“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德，以法为符”（《经法》），因道全法，“为执道能虚静公正，乃得名理之诚”（《经法》）。此等因法而治，是大大有异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
再者，在刑德上：老子认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唾弃严刑峻法。而《四经》则认为刑德是根据天道阴阳，“刑阴而德阳，行微而德章，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刑。刑德相养。天地之道，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十大经》）。此等以治道必要以阴阳、刑德二柄之思路，董仲舒承继而详论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