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明 王 彪 王达山 杜 镇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终南山指的是秦岭中段，大概居天下之中，古都长安之南，而又称“中南山”。终南山见诸史册是很早的。《禹贡》曰：“终南物，至于鸟鼠。”此处的“终南”即为终南山。《诗经》中亦有云：“终南山何有，有条有梅。”巍峨的终南山拒黄河而挟关中，横亘八百余里。东通燕赵齐鲁，南接巴蜀荆楚，西望丝路古道，北镇秦川平原。终南山又被称为古都长安的后花园，自古就是帝王修建皇家园林、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如秦时阿房宫，汉代上林苑，隋之凤凰宫、仙游宫、宜寿宫、甘泉宫、太平宫，唐代太和宫、万泉宫、华清宫等，足以显示出终南山历史地理资源的优势。

    在中国文化里，将自然景物赋予人文意义在古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都具有普遍性，被赋予人文意义的名山胜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多人都知道终南山是重要的道教文化之地，其实终南山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发展，而且久盛不衰。中国佛教文化丰富多彩 、精美绝伦，堪称世界之最。陕西的佛教文化与其他省份相比，又是全国重中之重。而在陕西境内，长安又是佛教文化重地。但“追本溯源，不知终南山佛教，则难窥长安佛教之全貌” 。特别是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有五大宗派的祖庭集聚于终南山 。终南山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名山。甚至可以说，终南山是佛教文化向中国传播的重要摇篮之一。因而，终南山佛教文化名山的文化资源不可轻视。

    对陕西佛教祖庭问题，相关机构及一些专家已有过研究。如2006年由陕西省主持的“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的整体研究，出版过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与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共同承担的《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等著作，较全面地研究了陕西省汉传佛教祖庭。另外，在个别佛教寺院、祖庭的史料梳理与考证方面，王亚荣、李利安、吕建福等先生出版过一些著述。但是，目前对于终南山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整体佛教文化资源的认识尚不够充分，从整体概念与整体现象角度对终南山佛教文化的考察、研究尚显不足，终南山的佛教文化资源有待开发。特别是对终南山佛教祖庭现状的实地调研不够充分，终南山佛教祖庭文化资源、文化内涵尚未受到应有的发掘，更没有对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文化内涵的保护与开发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二、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优势

    终南圣山的佛教文化资源不仅表现在多佛教宗派祖庭集聚，也包括其他一系列佛教文化现象及其所形成的佛教文化的动态效应。但我们完全可以以佛教祖庭为中心，对终南圣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进行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考察。其优势至少有十：一是终南山为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策源地和最早译经重地之一。“鸠、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可推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终南山创立第一个国立译经场，即今日之草堂寺译场，集四方英杰于一堂，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并且此处成为了第一个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机构的所在地。鸠摩罗什也成为了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第一人。此后，历经魏、周而至隋唐，中国佛教终趋鼎盛，佛典翻译事业亦随之更为成熟、完善。而“念佛宗（净土宗）与禅宗、天台、三论诸宗，俱出自罗什系统”。“鸠摩罗什译场的活动是‘长安文化’发展史上的辉煌点 ”。 因而，终南山可以说是佛教在长安、中国传播的重要摇篮。

    二是终南山佛寺数量较其他任何一处名山都占有绝对优势。据学者统计，在安史之乱前，唐朝平均每州（府）有14所院寺，终南山则有21座，在全国仅次于京师（长安），而全国享有盛名的五台山却也仅有17座。据志书记载，迨至明代，仅户县一地便有佛寺千余所之多，而且几乎是“无地不寺，无寺不齐”；明清以来，这里大小寺院有40多处。

    三是终南山是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创立、发展、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宗派祖庭多，且比较集中。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有七宗的祖庭坐落在陕西境内，而仅终南山一地就集聚了五大宗派之祖庭。如华严宗的至相寺、华严寺、草堂寺，律宗的净业寺、丰德寺，净土宗的香积寺、悟真寺，三论宗的草堂寺，唯识宗的兴教寺等等。祖庭之多，集聚之势，已可窥见一斑。由此，终南山各宗派的延绵发展史就共同构建起了中国佛教史的一个大框架，也使得终南山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中心位置。

    四是终南山集结着庞大的“僧宝群”。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终南山僧人有鸠摩罗什、昙摩流支、那崛多、道生、道融、僧睿、慧观、昙（僧）影、静蔼、静渊、智正、善导、宗密、玄奘等等，其中不乏众多开宗创派之祖师，华严宗派祖师杜顺、智正、智俨等亦均活动于此。此外，还有一批生前不曾涉足终南山，死后却长眠于此的法师更是不计其数。

    五是有保存完好的“法宝”大藏经孤本和贝叶经，以及众多大师的灵骨舍利，特别是众多宗派祖师的灵骨舍利，如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善导的灵骨舍利等等。玄奘所在兴教寺，至今保存着据说是印度传来的部分贝叶经，数量虽少，价值却大。另外，关于玄奘法师的灵骨舍利虽有众多传说，但是2000年11月在西安唐华宾馆举行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富先生首次提出了玄奘顶骨应仍在兴教寺塔内的论点，亦不是没有根据的 。其他的还有净土宗祖师善导、三论宗祖师鸠摩罗什以及律宗祖师、华严宗各祖师等等。

    六是佛教文化丰富多彩。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终南山佛教文化名山圣地中，不仅包括各寺院、祖庭建筑、各种石刻、碑铭、雕塑、书法、绘画，还有佛教各种佛事活动、各时期帝王大臣、文人墨客的足迹。另外，古代的大德高僧，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满腹经纶，不仅在宗教，甚至在政治、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等等领域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整个终南山佛教文化发展史又是中国建筑史、科技史、艺术史与宗教史的有机结合，是陕西大地乃至全国的重要瑰宝。

    七是终南山既是儒释道三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三教融合的大熔炉。终南山不仅是佛教的圣地，其道场也很多。这自然又关系到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不断斗争与融通。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其实就已经和传统儒教文化碰撞交流。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兴盛，亦是中华民族吸纳、融合不同文化的历史，凸现了中国文化的浓厚博大。

    八是终南山也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名誉中外。终南山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地位和贡献都见长于其他名山。但终南山自古就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名山，而且是重要的国际性的佛教文化名山。上述的终南山一些宗派不只是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且以此山为基地而传播到了朝鲜、韩国、日本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如义湘（新罗人，今朝鲜人）就是华严宗二祖智俨的弟子，于唐龙朔年间（661—663）来华诣终南山至相寺，学华严于智俨，回国后弘华严教义，创朝鲜华严宗派，被称为“海东华严初祖”，华严三祖法藏与之同学，其友谊传为佳话[2] ；另外，日本僧人审祥入唐师从华严三祖法藏，归国创日本华严宗派。直到现在，仍有众多日本、朝鲜等僧人、学者前来寻祖，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是幽美的自然环境，增重了终南山佛教文化氛围。终南山地势雄伟，高峰环列，山水相转，池湖星布，山光水影，苍树苁蓉，绿荫成片，林木环绕，风景十分优美。山岳、溶洞、河流、湖泊、瀑布、森林、野生动物等广泛分布。远望四周之群山，层峦叠嶂；北而俯视秦川之沃野，历历在目，呈现出一派壮丽景象。山山水水，丛林密布，纵深羊道，幽静清爽，佛意悠长。

    十是终南山佛教文化的整体特色优势。佛教名山不同于佛教的一些直接传播载体，它是因为被赋予了佛教的意义、有了佛教的文化内涵而被确立成名的。各宗派之祖庭散布在终南山北麓的广大区域，每一处寺院、祖庭均代表着一种佛学宗派文化。它们在个体散布之同时，亦即形成了终南山佛教文化的整体布局与这种整体格局之文化。终南山佛教文化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的资源即孕育于此种整体文化格局之中，并且以各处寺院、祖庭各自的形态存在着。其实，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两种表现形式，并非能够截然分离，如终南山佛教文化第三大优势，祖庭多且集中，不能断然说它是非实物形态，也不能说它全然是实物形态。应该说，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各大优势中均包含着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两个层面的涵义。也恰恰是这种组合使一般意义上的佛教文化的普遍性得到生动丰富的体现和不同层次的广泛传播，进而扩大了佛教文化名山的影响，渲染并加深了佛教名山的佛教文化气氛。而终南山佛教文化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气氛所覆盖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形成了终南山佛教文化整体概念和整体现象的巨大资源与优势，并发挥着其文化的动态效应。这种文化动态效应主要存在于教内信仰、世俗佛教信仰内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吸引与辐射之中。终南山作为一座佛教名山，有经典依据支持，有教内的认可，还有世人的信仰，有着社会的响应。这种动态效应，不仅仅因为终南山体现出深刻的佛教义理或特别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其引发了修道者入山研修义学或践履修行的愿望，唤起了文人雅士的情趣，吸引了世人的崇信景仰，呈现出佛教文化名山与佛教文化广泛传扬、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互动与协调，教内信仰与世俗信仰、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吸引与辐射。此处的佛教各祖庭不仅属于终南山，终南山的佛教文化也不仅属于长安，它们有着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意义，有着地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意义。佛教文化的动态效应，增强了独特的文化资源与优势。但或许由于现今诸种原因影响，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动态效应之发挥并不如古代特别是隋唐时期那样突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