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是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

时间:2016-03-18 14:36:12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 编辑:梁君

    黄帝作为我们民族的祖先,在他生前活动的陕北这个地方,接受他的后世子孙的祭拜,起码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然而对于祖先黄帝的历史,我们了解的似乎还很不够。黄帝仅仅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实有其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又是怎样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祖先的?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回答的。作为史学工作者,也作为黄帝的后世子孙,我愿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黄帝作为华夏族共同祖先的来历

    黄帝作为我国传说时代的一位著名人物,并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有关黄帝及其他传说时代人物的故事,应当说都有其真实的历史素地。但如司马迁《史记》所述,将黄帝及其他几位古帝,包括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比作夏商周三代甚或以后各个朝代的帝王那样的专制君主,并且颛顼等其他几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王室都是黄帝一人的嫡系子孙,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学者早已指出:“我国历史开始的时候,种族是复杂的,非单纯的,” 彼时的中国,实居住着许多互不相统属的氏族、部落,今人或称之为族邦、邦国或“方国”,它们或因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结成为一些较大的部族集团。各集团内部成员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但部族集团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他们都在各自活动的地盘上留下了自己的遗迹。现考古发掘所见我国夏代以前的龙山时期各地方拥现的各个考古学文化,正与我国传说时代各地方活跃的各个部族集团相互印证。黄帝以及其他几位古帝,还有一些不包括在“五帝”系统内的著名传说中人物,如太昊、少昊、炎帝、共工、蚩尤等,应该就是夏以前各个部族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

    我国先秦时期较早且较可信的史学著作《左传》、《国语》中,曾记载了上述古帝或其他一些著名部族集团首领的活动。其中《左传》昭公十七年的一段记录说:“昔者黄帝以雲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称黄帝等人为“某某氏”,可见黄帝的身份原本确实是一位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至于黄帝的“帝”的称谓,则是其后人在祭祀他的时候冠在他头上的尊称。《礼记•曲礼下》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可以为证。这与秦始皇以后作为生称的“帝”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现在人们已可以说得出“五帝”及其他传说中人物大致是哪个部族集团的首领或祖先了。如黄帝是古代姬姓部族集团的祖先;炎帝是姜姓部族的祖先;太昊是东夷风姓部族的祖先;少昊是东夷嬴姓部族人的祖先;颛顼是妫姓有虞氏的祖先;帝喾是子姓商族人的祖先;共工有可能是姒姓夏族人的祖先;蚩尤或说是东夷族的祖先,或说是南方苗蛮族人的祖先;尧是陶唐氏的祖先;舜则是颛顼之后的有虞氏的另一位祖先,等等。对于他们的居住地域,人们也大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如认为黄帝、炎帝的部族居住在今陕西黄土高原及渭水流域;太昊、少昊居住在今山东省境内;颛顼与共工居住在古河济地区,即今河南与山东交界的华北南部平原一带;舜作为颛顼的后人,也应活动在今鲁西黄河下游平原一带;至于帝喾,由于他的后人商族的起源尚无定说,因而他活动的地域暂时无法确定;尧生活在晋南或是在鲁西菏泽一带,也暂时没有定论。总之,那时各个部落的人们都生活在自己长期居住的地域范围之内,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各自奉祀的祖先,大家都谨守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的规则,不会有某位古帝或传说中人物被别的部族奉祀的情况出现,更不会出现哪位古帝被各族之人奉为共同祖先这种事情。只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各族之间的血缘壁垒逐渐消融,并最终结成为一个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亦即华夏民族以后,人们为了共同的历史记忆,才有了将各自的祖先编织进一个共同的谱系这种情况出现,而这已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了。换言之,黄帝以及其他几位古帝被当作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只是春秋战国之际华夏民族形成以后才有的事情。

    那么,黄帝又是怎样由一位早先的西北地区的姬姓部族集团的祖先演变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并且是排在第一位祖先的呢?

    这要从黄帝与建立周王朝的周族人的关系谈起。

    周人姬姓,在我国上古时期先后参与逐鹿中原的各个著名部族,包括夏、商、周、秦、楚各族里面,只有周族属于姬姓。以此,古今人们一致认为周人是黄帝直接的后裔。《说文》就说:“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说文》谓黄帝居于姬水的说法来自《国语》,我们无法判定姬水的准确位置,但可大致认定早期的周人,也就是所谓先周族一定是跟随着整个黄帝部族居住在他们的根据地陕北高原一带。周人后来迁居到关中渭水流域,乃是经过了许多代人由北向南不断迁徙的结果。史载周人祖先公刘迁豳,至公亶父而迁居岐下,已可看出周人渐次南迁的端倪。至于周人南迁的原因,实是由于气候环境的变迁。

    根据现代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曾有过一次气候持续变干变冷的事件,这种气候造成黄土高原不少地区由原来的森林草原环境变化成半干旱的草原或荒漠草原环境,原来宜农的地区渐渐变成为农牧交错地带。, 这也同时造成了这一地区的人群大量地向东向南移徙。周人不过是其时渐次南移人群中的一支。目前考古学已能提供早期周人这种迁徙的证据, 过去文献称周人迁徙的其他一些原因实不足为凭。一些学者惑于《史记》有关周人祖先后稷居邰的记载,认为周人原本就居住在渭河平原,并且早就是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这是不对的。文献记周人祖先自不窋开始就“自窜于戎狄之间”,一直到迁居岐下后才始“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不可能是一个自来就从事高等农业的民族。对此,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子孙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太合理的。”他认为周之先祖应从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皆世居豳地,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姬周族原本不住在渭滨,也不具有《诗•大雅•生民》那样高的农业水平。

    无论如何说,作为黄帝后裔的周人至迟到晚商时期便在岐山下面的周原安顿下来。他们先是与这里的原住民姜姓族人结成稳固的联盟,同时努力汲取姜人以及商人的文化,使自己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到公亶父之孙文王的时候,已积累起相当实力的周人窥测到东边商人统治内部出现的危机,又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反商的旗号。为联络更多的盟邦参加反商的阵营,也为了张大反商部族联盟的声威,周人更自称为“夏”。因为“夏”有“大”的意思,同时又包含有“西方”、“西土”的涵义。周人留下的文件,亦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周书》中便有不少周人自称为夏的记录。有人说周人称夏乃是因为周人是以前夏人的后裔,此说非也。周人与夏人不同族姓,周祖先的居地与夏活动地域亦不在一处,文献中多有周人自别于夏、瞧不起夏人的例子,不烦枚举。新出土周人所作的青铜器史密簋铭甚至称夏的后裔杞人为“夷”,凡此皆表现周人与夏人不相干涉,周人称夏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作为西方盟主的声威。随后,周人灭掉了商朝,建立新朝的周人仍然自称为夏。非但自称为夏,还将分封出去的周的封国也称作“夏”。这就是历史上“诸夏”的来历。以后的文献又或称“诸夏”为“诸华”,或“华、夏”连称,因为“华”、“夏”二字音通用。并“华”字还含有“文采光华”的意思,可以彰显华夏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此即“华夏”各称的来历。

    自西周以迄春秋,华夏各国的势力不断壮大,并以华夏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夏、商、周各个旧族、以及部分蛮、夷、戎、狄族的民族大融合。最后,约当春秋战国之际,所有黄淮江汉地区的各个旧的氏族性质的群落终于融铸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人们还沿用主导这个民族融合的“华夏”的称呼,称这个新产生的民族共同体为华夏民族。那些参与这场民族融合的各氏族部族原来的祖先,则成了新的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其中具有最高地位的祖先,当然非华夏——周人原来的祖先莫属,这样,黄帝就成了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了。

    二、石峁是祖先黄帝部族的居邑

    石峁位于陕北神木县高家堡古镇附近。石峁遗址早就为人所知,因为那里自上世纪初就陆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古玉。上世纪80年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石峁进行过小范围试掘,认为该遗址面积仅9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的外墙亦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近年,伴随着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热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新进行了仔细勘测,并对其部分地区进行了重点发掘,始确定该遗址是史前时期一座规模巨大的的城址。整座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总面积达410余万平方米,年代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古城。城中除继续出土不少玉器以外,还出土有青铜齿轮形器、石雕人头像、几何纹壁画及其它一些器物,“皇城台”发现有大型蓄水池,其中并出土有鹗鱼骨板等物。种种迹象表明,石峁遗址是一处当时人们居住的重要邑落及地方势力集团的权力中心。

    石峁遗址的重要发现迅即引起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考古学者得其先睹之便,纷纷对遗址性质发表各自的见解,有称其是“当时北方一个很大的集团”,或一个“酋邦”势力控制的中心,有称其为“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者。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没有问题的,如许大的一座古城,确实应当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地方势力集团或一支强势部族集团活动的中心。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似乎都不愿意将石峁古城引入历史研究,尤避免将其与文献所载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探究。大概是认为目前有关考古材料在时间与空间上尚未能取得与传说中某个族群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完全契合,人们不愿意冒然作出将上述考古资料与历史掛钩的判语。

    笔者曾对西北地区古国古部族有过持续的关注。早就持有黄帝部落与其直系后裔先周族居住在我国西北,特别是陕北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并曾设想黄帝部族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一地区有比现在更适宜于定居生活的条件,也应有比较大型的城邑或居址。及闻陕北神木石峁发现巨大古城及其他遗址的信息后,我便立即想到它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落的居邑。在我的认识领域,有关考古材料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毫无疑问都与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是相契合的。于是,就有了《光明日报》上我连续发表的两篇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的文章。

    为说明问题,有必要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

    首先,关于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史记》、《汉书》都有关于黄帝陵墓在今陕北子长县(汉阳周县)的记载,《汉书•地理志》并于上郡肤施县下记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榆林。这两个地点都毗邻于石峁所在的神木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古人认定的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奉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其次,从先秦古部族的分布看,作为黄帝后裔的白狄族亦活动在这一地区。白狄姬姓,白狄的别支犬戎、骊戎及以后建立古中山国的鲜虞族亦皆属于姬姓。他们都出自黄帝。汉王符所作《潜夫论》及比其更早的记录远古神话传说的《山海经》都有他们作为黄帝后裔的记载。白狄族居住的大本营在陕北,则有《左传》、《国语》诸书可为之证。《史记•匈奴列传》称白狄“居于河西圁洛之间”,更明确指明白狄所居在今陕北榆林、延安地区。

    再次,作为黄帝后裔的周族亦是起源于陕北。周人姬姓,在先秦华夏各族中,只有周人与黄帝同一姓族。这其中的缘故,乃是周人本亦属于狄族。当年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周人起源于白狄 ,我个人亦曾有过这方面详细的论证 。有关内容由于牵涉到过多的考证,不宜在此详述。但须强调的一点是,该文除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外,还引用了不少考古发掘的资料,包括过去邹衡先生和田广金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尤其邹衡先生,他是明确主张先周族来源于今陕北一带,也就是黄帝族活动的地区的 。

    复次谈到石峁古城的年代与黄帝部族的关系,古城的发掘者不止一次声称,石峁古城建成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黄帝作为我国进入文明前的一位部族领袖,其生活的年代自应在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建立前不久。夏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则说黄帝部族生活在石峁古城建成的公元前2300年前后,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黄帝与传说中其他几位古帝实际上是一种横向的关系,即他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尧、舜二位或稍晚一些)。后人将这种横的系统改作了纵的系统 ,而将他置于其他几位古帝之前,并以为所有其他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王室是黄帝一人繁衍出的后嗣子孙,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晚出文献更在此基础上编制出黄帝和以后几位古帝各具多少代的所谓“帝系”,就更没有信史的价值了。

    以上各点,无论在史实的举证上还是在逻辑结构上,应该说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其实,过去学者对黄帝部族生活在陕北高原这一点,也早已表示过赞同。徐旭生先生就曾明确指出:“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需要对拙文做出进一步解释的,恐怕还主要是黄帝族生活的年代这个问题。大家习惯了“黄帝五千年”这句俗语,对于黄帝生活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说法有些接受不了。可是,只要我们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文献,就完全可以体会到唯有这个说法才是更接近于历史实际的。查先秦、两汉时期较早的文献,实无一处说到黄帝距今五千年的。即使按照《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这两篇最早提到“五帝”世系的文献计算,黄帝距今的年代亦只有4200年至4300年左右(《五帝德》黄帝至尧和禹的世系均只有四代,《帝系》记黄帝至舜的世系为8代)。有人提到所谓《竹书纪年》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之语,以为可以作为黄帝距今五千年的证据。其实,这句话并非《纪年》原文,乃宋罗泌《路史》撮述今本《纪年》之语。晋杜预所作《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早已指出“《纪年》篇起自夏殷周”,是其根本不可能有关于黄帝世系的记载,何况这种撮述性的语句。另有学者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将石峁与陶寺遗址相比较,认为陶寺文化作为尧的活动遗迹,其时代可早到公元前2500年,若以石峁为黄帝居邑,与史载黄帝远在尧舜之前岂不是颠倒了吗,由是判定“黄帝或其集团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 此说看似有理,实亦经不起推敲。首先,陶寺遗址是否尧的都邑,向来就无定说。过去顾颉刚先生、徐旭生先生均对之表示过异议,《史记•货殖列传》更明确记载“尧作于成阳”,成阳在今山东定陶,是明确指出尧兴起在山东。其次,说尧距今2500年亦是无据,此何以解释尧舜禹相互禅让而致禹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朝?至于说与黄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在今5000年前,则更属空想。因距今5000年前的我国中原地区尚停留在仰韶文化时代,其时虽有一些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初步社会分化,恐怕与文献所记载黄帝时期战争频仍,黄帝为此而制作了礼乐,建立了都邑,制定了兵符,设置了“左右大监”之类官署等社会进步的景象不相吻合。倒是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对黄帝所在的时代说得比较客观,他虽然主张将黄帝的纪念地搬到中原去,却是说“黄帝生活的时代是距今4500年前后或者4300年前后” ,此实与石峁城建成的年代相当接近了。

    有关石峁与黄帝的关系,还有一个方面的证据也必须提及,就是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上两篇文章提得不够,后来在为孙周勇、邵晶二位先生所作《石峁古城是座什么城》一文写的“导言”中有过补充, 但仍有欠缺。按石峁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以来就陆续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据说其数达4000余件之多。上世纪70年代,曾有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农家进行文物征集,曾一次征集到玉器127件。之后,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继续在石峁进行采集与收购,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余。其器类有牙璋、刀、钺、戈、斧、铲、璜、璧、牙璧、鹰首笄、虎头、人首、蚕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钺等兵器类居多。由于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人们对石峁玉器的年代众说纷纭。最近,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这些玉器多藏于石峁古城的墙体里面,从而证明石峁玉器的年代不晚于古城的建成年代,也就是前2300年。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 ,尽管这所谓玉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实用的兵器,而只是某种驱邪所用的礼仪用品,但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新的器类的出现所具有的区分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若然,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围地区的大量涌现,正可以作为黄帝部族活动在陕北地区的证据。

    作为这个说法的旁证,我们还可以在《山海经》等反映我国传说时代的古地理书中找到黄帝所在的陕北内蒙一带出产玉器且崇拜玉器的相关记载。如《山海经•西次三经》中便记有黄帝所在的峚山(即密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作为黄帝下都的昆仑山(约当今内蒙卓资山)亦是“其中多玉”;帝之平圃(即玄圃)所在的槐江之山(约当今内蒙古狼山)则是“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考虑到《山海经》全书除黄帝之外,更无其他古帝与玉或类似玉的矿藏发生联系的记载,则黄帝与其所统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内蒙、陕北,并为石峁出土玉器的主人,应不是无端的揣测。

    最后,作为黄帝族直系后裔的周人对玉的崇拜,亦是石峁玉器属于黄帝族的有力证明。周人不仅是玉文化、玉礼的发扬光大者,其本身亦早就是各种玉器、玉制品的生产者和加工制造者。周字的字形便表现了周人善于治玉的这一传统。按《说文》曰:“彫,琢文也,从彡,周声。”段注:“琢者,治玉也,玉部有琱,亦治玉也。《大雅》‘追琢其章’,传曰‘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传》字当作琱。”其实彫、琱皆非治玉的最初字形,甲骨文、早期金文周字作 、 、 诸形,才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下早就称说 (即周)字“象方格纵横,刻画文彩之形”;古文字学家孙长叙更明确指出:“这个字象治玉琢文之形,是古琱字无疑”,并举西周青铜器铭文画字写作从聿从 之形,以补充说明 字确实是刻画文彩的形状(孙长叙《则、法度量则、则誓三事试解》,《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后人有释此字为“农田”,为“鹵”,为“金”,或“绸之初文”者,皆非。结合周人的起源及石峁玉器的发现,周为雕琢治玉之形可作定论。反过来说,对于早期周人这种以治玉为业的追溯,亦为发现大量玉器的石峁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提供了又一层证明。

    结语:有关华夏族早期历史的更多的思考

    限于篇幅,本文仅集中论证了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应在陕北及其附近这一主题,但由此引出的有关华夏族早期历史的某些重要环节却足以启发人们做出更多的思考。例如,黄帝既是古代白狄族人的祖先,白狄族不仅包含了作为华夏先民的姬姓周族这一支,也包含了其他姬姓之戎,如犬戎、骊戎、无终、鲜虞等各个支系,这就使人联想到,原来早期华夏与所谓戎狄其实也具有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华夏、戎狄其实是一家。这些戎狄族有的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也逐渐融进了华夏,如骊戎、无终、鲜虞等,有的则再分蘖出新的族系,或衍变发展成为以后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民族,如战国时期的林胡(儋林)、楼煩、匈奴等等,甚至今天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也和早期白狄族有着渊远流长的血缘上的联系。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应当是一个大的家庭,黄帝不仅是华夏――汉族人的祖先,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周族作为华夏先民,也作为白狄族的一支居住在祖先黄帝所在的地域,他们和其他一些白狄族民必定和更北方、西北方乃至域外的一些部族有着物质文化上的往来。现石峁及周围地区的考古发掘已能提供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今学者也提出了诸如早期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之类有关古代中西交通的命题,这些,无疑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华夏族早期对外关系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