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始祖到民族共祖—司马迁与魏收对黄帝形象的弘扬

时间:2016-03-18 14:50:16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李凭 编辑:梁君

    黄帝被供奉为始祖的现象由来已久,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代。不过,将黄帝树立成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则是汉朝以后的事,对此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有两位史学家,那就是司马迁和魏收。司马迁的贡献在于,总结西汉孝武帝开疆拓域的成果,将原为部落领袖的黄帝树立成华夏汉族始祖的形象;魏收的贡献则在于,总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成果,将黄帝拓展成为北方各族共祖的形象。由于这两位历史学家的贡献,为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奠定了基础。

    一、司马迁弘扬的华夏汉族始祖

    司马迁编撰《史记》,首卷是《五帝本纪》,其中第一本纪是《黄帝本纪》,该本纪第一句的第一个词就是“黄帝”。对此,顾颉刚先生有过精辟的解释:

    ……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

    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

    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

    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

    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

    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

    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

    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领袖,他对那些与黄帝相关的记载抱着怀疑态度。然而,他却完全理解司马迁将黄帝置于《史记》首卷之首的用意,从而盛赞此举“其实甚难”。不过,司马迁此举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建立起中国通史的架构,这个架构是排除神农氏、伏羲、无怀氏和泰帝等诸多传说人物之后筑成的历史系统。第二,这个历史系统的上限具有精确的标准,那就是以黄帝为界,只有黄帝之后的历史人物才可以归入中国通史。

    自从司马迁编撰《史记》之后,历朝史家层出,历代史传不穷。数以千百计的史传贯穿成为中华正史系列,它们连同《史记》一起,在唐代已经有十三史,在宋代增为十七史,在明代加至二十一史,在清代先后总称为二十二史、二十四史,民国以后扩展成二十五史,乃至二十六史。从断限上看,除《史记》为通史以外,其余二十五部均为断代史。这些断代史,不仅内容连续不断,而且体例一脉相承。它们严格遵循司马迁的纪传体式历史系统,以充实的内容证明了中华文明毫不间断的悠久历史,因此迄今依旧是中国历史学的主线。

    由于洋洋二十六史呈现为代代衔接的关系,因此《黄帝本纪》就不仅仅是《史记》的第一本纪,而且成为整体中华正统史书的第一本纪。在《黄帝本纪》之后的纪传,无论如何层累叠加,也都改变不了《黄帝本纪》的首要位置,只会使其更加崇高。于是,黄帝作为司马迁创建的历史系统中的第一人,就成为中华传统正史中不可动摇的第一人,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占据独尊地位的人物。

    为了巩固黄帝的历史形象,司马迁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以黄帝踞于最高端的世系布局,通过世系布局以强化黄帝在父系传统之中的祖宗形象。司马迁的世系布局首先体现在《五帝本纪》中,五帝之中黄帝占据最高的血统位置,颛顼是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曾孙,尧是黄帝玄孙,而舜是黄帝的八世孙。 如此编排,五帝的支系就全都成为黄帝的后裔。司马迁的世系布局还体现在《三代世表》中,表中不仅排列着夏、商、周三代世系,而且往上可以追溯至黄帝,往下延续到西周在共和前封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等十一国诸侯。于是,先秦之前诸王侯同属于黄帝后裔的特点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在《三代世表》之下,司马迁又编撰成《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等表,作为《三代世表》的延续与补充。于是,一架庞大的世系布局工程完成,司马迁将他的历史成就推向广阔的社会,编织起一张硕大的血缘网络,在这张网络上树立起黄帝华夏汉族始祖的形象。

    不难看出,在以黄帝为首的血脉网络上所列的基本上是华夏汉族。不过,也不排斥少数民族,例如《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记载: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越人风俗与华夏迥异,然而这些“文身断发”的氏族却被认为是少康的后裔,通过夏后这支姓氏的转接,越人挂上黄帝的血脉。

    又如《史记》卷110《匈奴传》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匈奴也同样被安排成为夏后氏的苗裔,这不能不引人怀疑。然而,这一现象对于后世出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的汉化具有积极意义。

    司马迁还有另一件便于异族汉化的作为,那就是在黄帝的名下预留了空位。《黄帝本纪》的结尾记录了黄帝身后的世系: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在黄帝诸子中,有十四位得姓者,则未得姓者为十一位。这十一位未得姓者是如何往下传续的,属于很难查寻的课题, 于是为后世陆续进入中华区域内的各民族留下了入围的空间。不知道司马迁是否意识到,这对于弘扬黄帝的影响是极有远见的举动。

    不过,在司马迁那个时代难以走得更远了。直到北魏以后,黄帝才从华夏汉族始祖弘扬成为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共同的祖宗。

    二、魏收弘扬的北方各族共祖

    在中华传统二十四史之中,连同《史记》在内,只有三部正史首称黄帝,另外两部是生活在东魏和北齐的历史学家魏收编撰的《魏书》和唐代历史学家李延寿编撰的《北史》。《北史》是在《魏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自可不论。《魏书》首称黄帝之事,一方面表明他的撰写工作深受司马迁的启发,另一方面还与《魏书》的编辑体裁密切相关。

    在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之外都是断代史。《史记》上起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是一部通史。《魏书》以北魏、东魏为重点,插在二十四史的中间,从中华传统正史的系统来看它是一部断代史。但是,《魏书》还记述了拓跋部从嘎仙洞起源经代国时代而进入北魏平城时代的史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魏书》也是一部通史。不同之处在于,《史记》是华夏汉族的通史,《魏书》则是拓跋氏的通史。因此,二者不但体裁汇通,而且内容也挂得上钩。其挂钩之处就在于司马迁为少数民族预留下了入围中华区域的空间。请看《魏书》卷1《序纪》的记载: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

    这段文字正是利用了司马迁所谓“黄帝二十五子”的说法,将拓跋氏与黄帝紧密地联系起来。昌意为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子,按照《黄帝本纪》的记载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昌意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少子为谁,都没有确切的记录,这就只好听便于魏收的编撰了。于是,利用所谓昌意少子的说法,魏收将拓跋氏的初祖设定成为黄帝的后代。魏收能够作这样的设定,好像是合理的。拓跋氏虽然为北方射猎部落,但是越人与匈奴族都能当作夏后氏之苗裔,拓跋氏为何不能寄作黄帝后代?为此,魏收还刻意地将“拓跋”二字通译成“后土”,似乎提供了拓跋氏作为黄帝后裔的可信证据。

    虽然魏收采用了司马迁的说法,但是魏收并未像司马迁那样编撰相应的世表。不过,魏收在《魏书》卷113《官氏志》中特设了《姓氏志》,它发挥着世表的作用。拓跋氏是一支不断迁徙的部族,在其历次迁徙的过程中,不仅所属部落屡经分化与合并,而且还吸纳了许多草原部落,因此在拓跋部落联盟之内形成为众多姓氏。这些姓氏的名称及其分布状况等内容均被记录在《姓氏志》中。于是,魏收仿效司马迁那样,以《序纪》为纲,以《姓氏志》为目,也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血脉网络。这张网络汇拢着北朝的各支游牧部落,占据其核心的是拓跋氏,站在顶端的是拓跋氏的先祖始均。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始均属于黄帝的后代,那么魏收构建的血脉网络也就能整体地挂到司马迁构建的血脉网络之下了。

    《姓氏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各支部落的姓氏之下标注出相应的汉姓。由于部落姓氏所改的汉姓多数直接借用汉族的姓氏,久而久之部落民与汉民就混淆难辨了。于是,司马迁构建的血脉网络与魏收构建的血脉网络渐渐融成一体。通过这样的融合,四海之内就皆是兄弟,全都成为黄帝的后裔。

    经此扩展,原本是华夏汉族始祖的黄帝,被弘扬成为北方各族共同的祖宗。

    三、凝聚中华民族的需要

    司马迁塑造的黄帝,形象高大;魏收再塑造的黄帝,形象亲和。经两次弘扬之后的黄帝形象,虽然与上古时代作为部落领袖的黄帝真容不尽相合,却更加符合凝聚中华民族的需要。

    西汉王朝从高祖创业到武帝集大成,在政治上经历了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的各个阶段;在军事上,王师北定匈奴,南安诸越,拓展出恢弘的版图,构建起庞大的帝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经罢黜百家而确定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面对迅猛发展的形势,西汉王朝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于巩固刘氏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完善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局面。司马迁将黄帝尊崇为至高无上的祖宗,就为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树立起膜拜的象征,为华夏高擎起集合的旗帜,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需要。

    两汉刘氏封建王朝维持了二百余年,在黄巾起义及军阀混战的轰击下崩溃了。此后华夏大地经历了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动乱与接连不断的战争引起频繁的民族迁徒,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社会特征。华夏民众从中原奔向周边,华夏传统文化也随之播撒到当时视为偏僻的辽西、漠南、雁北、河西、西蜀、江南等地。与华夏民众向周边迁徙的方向相反,匈奴以及胡、羯、鲜卑、氐、羌、乌桓等部族不断涌向中原,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并带来异彩纷呈的文化。民族迁徙难免引发纷争,但也加深着民族交往,加速了文化交流。经过十六国割据与北魏统治,民族迁徙运动逐渐停滞,民族融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于是,从中原播撒到周边的华夏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之后陆续从各地汇拢起来,又在中原洛阳撞击到一起,形成为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趋势。

    这样的历史动向被北魏孝文帝敏锐地感悟到了,他适时发动汉化改制运动,将民族文化大融汇推向高潮。汉化改制运动包括革新语言、服饰、籍贯、葬俗、姓氏等多项内容,其中姓氏革新是最重要的项目。孝文帝的姓氏革新包括两个步骤:其一,将包括拓跋氏在内的部落姓氏改成为汉姓;其二,评定姓族的高下。这是一项深刻触动民族心理的浩大工程。推行该项运动必然会遇到诸多原部落民的强烈抗拒,因此孝文帝率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氏改为元氏,同时为姓氏革新工作制定了具体细致方案。他在太和十九年(496年)下达诏书,宣称:

    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账,送门下以闻。

    孝文帝的布置是周到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目的是要达到“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而且,按照北魏朝廷的规定,姓氏的尊卑是井然有序的。其中最尊贵的是帝室十姓;在帝室十姓之下,有八姓贵族;在八姓以下,再依具体标准划分为姓和族。

    孝文帝姓氏改革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在北人姓族与华夏姓族之间进行比照。上述太和十九年诏书又称:

    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所谓四姓指汉族的高门四姓,为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是北方门阀士族中的最高门第。 诏书中将北人高层的八姓与汉族最高门第的四姓列为同等级别,从表面上看一视同仁地突出了北族与华夏的高等门第,实质上将北人高层与汉族高门全都置于元氏为首的帝室十姓之下。这样一来,元氏就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包括部落姓氏与华夏姓氏在内的北朝各族的巅峰了。族权与政权结合起来,北魏皇帝成为傲视一切的权威。孝文帝热衷于姓氏的汉化,表面上似乎在向华夏族这边靠拢,实质上是着眼于北魏政权的巩固。不过,这在客观上达到促使北朝各族承认同宗共祖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

    由于孝文帝姓氏改革的具体细致,将部落的新旧姓族梳理得十分清晰,为魏收撰写《姓氏志》提供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生活在孝文帝时代之后不久的魏收,也自然能够感受到拓跋氏统治下的各部族姓氏改革运动的强烈脉冲,所以这场运动就成为他编撰《姓氏志》时重点反映的内容。再通过《姓氏志》与《序纪》的配合,魏收在司马迁的基础上将黄帝弘扬成为北方各族共同的祖宗。魏收生活在东魏北齐之际,此时部落贵族势力依旧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却敢于公然编织意味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网络,那是因为这张网络体现着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由于魏收创下先例,为更多的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大家庭作了坚实的铺垫,也将黄帝推向更加宽广的社会,为使黄帝的历史形象升华成为人文形象奠定了基础。

    余 语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与魏收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通过他们的接力,将黄帝从部落领袖弘扬成为华夏汉族始祖,进而推广成为汉族与北方各族共祖。唐朝之后,弘扬黄帝的运动方兴未艾,为此而努力者层出不穷,遂使黄帝的影响从黄河流域推广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普遍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于是,黄帝突破历史形象的框架,升华成为人文初祖的形象。

    经过漫长时代的社会宣传,黄帝已经成为广泛团结世界华人的旗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也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黄帝都是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祖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曾到过黄陵公祭黄帝,目的在于高擎黄帝这面凝聚大众的旗帜,团结起来打倒中华民族万恶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黄帝的形象早已远离上古时代,但是始终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作者:李凭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