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中的黄帝

时间:2016-03-25 11:18:29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高强 编辑:李敏萱

    中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国人历来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家族亲情,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家谱族谱应运而生、源远流长。远古时代人们对血缘关系的记忆靠的是口耳相传,到了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已有原始的典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因而使得谱牒的产生有了可能。周代讲究大宗小宗,嫡庶有别,“同姓不蕃”,这就需要明晰血缘关系,谱牒的重要性愈发显著。

    一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成为各族共同尊崇的祖先。晋公姬姓,黄帝之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成为晋公前,曾流亡秦国。秦穆公的女儿怀赢原为晋怀公子圉之妻,后被子圉抛弃,秦穆公欲将怀赢嫁给晋公子重耳,重耳不愿接受,司空季子劝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国语·晋语四》)这是黄帝家世谱系的最早记录。由此可见,黄帝之子有后嗣者十四人,这十四子又有子孙衍出,瓜瓞绵绵,就像同出一个根系的参天大树,开枝散叶,日益繁茂。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史记•秦本纪》),颛顼乃黄帝之孙。这在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秦景公墓)出土的石罄铭文上得到印证。铭文曰“高阳有灵”,高阳即颛顼。有学者认为,“秦人母系先祖出于颛顼族是《秦本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他源于秦国史官所记之《秦纪》,且有《世本》、《汉书·地理志》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石罄铭文的双重证据为凭,具有坚实的依据。”[①]《史记·封禅书》曰:“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灵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24年到415年,设畤祭炎黄二帝应该发生在这10年间。秦的郊祀是以祭嬴姓(秦人的姓)“始祖”白帝为主,风姓(是山东嬴姓的兄弟氏族)“始祖”青帝为辅,兼祭当地土著姬(周人的姓)、姜(与姬姓互为姻娅)二姓的“始祖”黄帝和炎帝,属于先秦时代的“五族共和”[②]。

    公元前386年,齐国权臣田和立为诸侯,史称田氏代姜。田齐第二代国君齐威王陈侯因铸敦,铭文曰:“高祖黄帝,迩嗣桓文。”[③]宣称黄帝是自己的高祖。陈侯因即位于公元前356年,开始称王于公元前334年。此敦可能铸于公元前353年,当器铸成,齐威王致祭其父桓公后不久,睥睨时势,有不可一世之概,于是称王。[④]齐威王自称黄帝之后,于史有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乃田敬仲完(陈完)之十二世孙。陈完是春秋初年陈历公之子,因避祸奔齐国,并改姓田氏。传至齐威王祖父田和时,由于齐康王沉湎于酒色,不理国政,身为丞相的田和遂篡夺其位,五年后被周天子立为齐侯,其子田午就是齐威王的父亲桓公。《史记·陈杞世家》载:陈完为陈胡公满之后,而“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舜为颛顼之后,颛顼为黄帝之后。齐威王尊称黄帝为高祖名正言顺。

    陈侯因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证实了黄帝及其世系的存在。在此之前,虽说有许多文献都记载着黄帝及其世系,但都不是原件。陈侯因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更原始的实物版本,无可辩驳地证明至迟在战国中期以前,黄帝的故事已经流传开来,先秦典籍对黄帝的记述基本上是可信的,绝非战国末期好事者凭空杜撰。除了晋、秦、齐诸侯外,楚国公族也祖述黄帝。屈原在《离骚》中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秦景公墓石罄铭文上的“高阳有灵”,陈侯因敦铭文上的“高祖黄帝”,堪称镌刻在石头和青铜上的黄帝谱牒,意义非凡。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录了黄帝轩辕氏等远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其中帝系篇、氏姓篇详细地梳理、胪列了黄帝世系与后裔,可谓中国谱牒、姓书之祖,《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元和姓纂》、《通志》、《古今姓氏书辨证》、《姓氏急就篇》、《万姓统谱》等多有称引。《世本·帝系》所载黄帝世系如下:

    玄嚣—侨极—高辛(帝喾)—放勋(帝尧)

    黄帝 青阳(契、少昊、金天氏)

    昌意—高阳(颛顼)—穷系—敬康—句芒—蟜牛—瞽叟—重华(舜)

    —鲧—高密(禹)

    在这个世系里,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名声显赫的圣王都是黄帝子孙。《世本》为我们展示的黄帝族谱,其血缘上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其文化上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随着大一统趋势的出现和大一统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识显著增强。

    二

    司马迁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史记·太史公自序》)这说明直到汉武帝时,还能看得到三代谱牒。《史记·五帝本纪》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氏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史记·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绒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氏。姜原为帝喾元妃。”《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史记·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康书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晋世家》:“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史记·魏世家》:“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史记·匈奴世家》:“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东越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祖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史记·西南夷列传》:“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

    在司马迁笔下,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吴、楚、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是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司马迁为华夏族编写了一个以黄帝为先祖的大族谱。笔者以为,司马迁这样做并非“故示洽博”,胡编乱造,而是受大一统思想和黄老学的影响,对上古传说资料认真比对研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结果[⑤]。司马迁依据《左传》、《国语》、《世本》、《大戴礼记》等古籍撰写《五帝本纪》,确认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系统,确立了黄帝华夏始祖和人文初祖的地位,把各族都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为后世谱牒祖述黄帝奠定了基础。顾颉刚先生说:“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⑥]“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⑦]“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⑧]。顾先生的分析很精辟,但他把黄帝系统或五帝系统的形成,把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简单地归因于“几个聪明人”,忽视了民众意识与社会需要所产生的作用。费孝通先生指出:“虚构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族的群众。如果我们同意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不断扩大正说明了我们民族的强盛和文化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肯认可这种认同象征的联宗呢?”[⑨]杨向奎先生认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固一统而照耀千古者。司马迁的法后王主张和他的歌颂大一统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精华所在!”[⑩]司马迁顺应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大一统的需要,《史记》为以黄帝为先祖的华夏族谱系的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

    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风俗通义·姓氏》曰:“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其对氏姓的记述已不限于黄帝的直系后裔如尧、舜、禹等圣王,而是扩展到汉代之人,扩展到诸

    多姓氏,譬如说“张、王、李、赵,皆黄帝赐姓也”。这说明到了汉代,姓氏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姓氏已逐渐大众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循着姓氏的线索与黄帝等赫赫有名的圣祖攀上亲。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谱系备受重视,家谱遂兴。当时在选拔官吏和连结姻亲之前,先要查一查其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在朝廷认可的“簿状谱牒”中,把天下所有族的姓氏、郡望都罗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出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只有簿状谱牒才能成为凭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柳冲传》)《通志·氏族略》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谧,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坚决反对,理由是萧鸾不熟悉谱牒,恐无法胜任,齐武帝只好作罢(《南齐书·王晏传》)。陈朝时,陆琼被认为是称职的吏部尚书,因为他“详练谱牒”(《陈书·陆琼传》)。当时每个家族的族谱,在谱首都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先的事迹等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早已失传,但通过号称“地下族谱”的墓志,我们仍能知其祖述黄帝之大概。《北魏故侍中太傅领司徒公录尚书事北海王(元祥)墓志铭》曰:“纂乾席圣,启源轩皇,婵联万祀,缅邈百王。”[11]《魏故宁陵公主墓志铭》曰:“遥源远系,肇自轩皇。”[12]《魏故持节后将军肆州刺史和(邃)君墓志铭》曰:“其先轩黄之苗裔”[13]。《大魏车骑秘书郎侯(愔)君墓志铭》曰:“其先盖黄帝之苗裔”[14]。《王(真保)司徒墓志铭》曰:“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15]《大齐魏(懿)翊军墓志铭》曰:“盖轩辕黄帝之苗裔”[16]。《齐故持使持节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刺州史薛公墓志铭》曰:“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散惠叶以荴疏,树灵根而不绝。”[17]《安伽墓志》曰:“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18]《元洪敬墓志》曰:“帝系传绪,轩辕启基,衣裳以治,兵甲兴师。”[19]上面所列仅为祖述轩辕黄帝的墓志中的一部分,至于虽然没有直接祖述黄帝,但却间接表明自己是黄帝苗裔的,如自称“肇基颛顼”、“系本高阳”、“帝喾之苗裔”、“源于帝尧”、“夏启之胤”、“诞自周胄”、“与赢分流”、“楚庄王之苗裔”等,更是不胜枚举。

    魏晋南北朝时期认同黄帝始祖地位的不仅有汉族,而且有游牧民族。《晋书·慕容廆载记》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晋书·姚弋仲载记》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曰:“朕大禹之后”。《魏书·卫操列传》曰:“魏,轩辕之苗裔。”《北史·魏本纪》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

    《隋书·经籍志》曰:“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刬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余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隋书·经籍志》共记录氏姓之书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加上亡佚之书,合计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通志·艺文略》收录帝系、皇族、总谱、韻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计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一十一卷,主要增加了唐代新撰的谱书,家谱数量明显增多。

    唐代是官修家谱、族谱最发达的时期,正如郑樵所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通志·氏族略》)当时名门望族中如有未闻达者,必自我安慰道:“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旧五代史·李专美传》)唐太宗李世民曾命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一百卷,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头等,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可见族谱的重要性。“言姓者,本于五帝。”[20]各家修谱时竟相攀附名人,最终不免追溯至黄帝等远古圣君。

    《隋书·经籍志》和《通志·艺文略》中记录的氏姓之书,绝大多数已经散佚,幸存下来的以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最为详备,被后世广泛征引。顾炎武引姚宽《西溪丛语》曰:“姓氏之学,莫盛于《元和姓纂》。”[21]清代学者孙星衍云:“数典而忘祖,非族而神不歆,实搢绅先生之所耻。自有此书出,而谱牒一家之学不至失守矣。”[22]当代史家岑仲勉说:“姓氏之不知,民族乌乎立?于今唯唐林宝之元和姓纂,岿然尚存,非氏族学者亟宜攻治之书乎!”[23]《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24]而《世本》氏姓篇简直就是一部炎黄族谱,原本于《世本》,意味着把姓氏和家族之源远溯至炎黄。

    《元和姓纂》收录的第一个姓是唐朝的国姓——李,其为“帝颛顼高阳之裔”。张、薛、董、翟、资、郦、苟、吉、姬、轩辕、公孙、拓跋诸姓为“黄帝之后”;徐、颜为“颛顼之后”;苏姓为“颛顼、祝融之后”;祝姓为“黄帝祝融之后”;程姓为“颛顼重黎之后”;钱、曹、黄、彭诸姓为颛顼曾孙陆终之后;廉姓为“颛顼曾孙大廉之后”;赵姓,“帝颛顼伯益,嬴姓之后”;秦姓,“颛顼,嬴姓,

    秦后”;马姓,“嬴姓,伯益之后”;常姓为“黄帝常先后”;刘姓为“帝尧陶

    唐之后”;“黄帝廿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一为任氏”,等等。

    四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详细胪列了各姓氏之来源,其中源自炎黄二帝的有90余姓,直接出自姬姓的有30余姓,直接出自姜姓的有10余姓,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常见姓氏。欧阳修赞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由是言之,天命岂易知哉!”欧阳修十分看重和强调“正统”,为此还专门写了篇《正统论》,故而他特别喜爱姓氏之学。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氏族类》中说:“昔黄帝之子二十五子,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尧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于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后世封为诸候者,或以国为姓,至于公子公孙,官邑谥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系世本,言之甚详。秦汉以来,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又无赐族之礼。至于近世,迁徙无常,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记,尤不可以不考焉。”[25]在欧阳修看来,黄帝为姓氏之祖,实际上也就是氏族之祖,自黄帝以降之贵族世系为正统正宗。

    《通志·三皇纪》曰:“黄帝在位百年,五帝三王,皆黄帝之裔也。”《辽史·世表》曰:“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是探究姓氏源流的力作,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林宝的《元和姓纂》、郑樵的《通志·氏族略》鼎足而三。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辨证》序论中说:“人之有姓氏,犹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春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讨本源,自炎黄以下,如指诸掌,足以开悟时君,裨助国政,今其言布在方册,可考而知也。”[26]邓名世与欧阳修一样,将姓氏来源追溯至炎黄二帝。

    但也有不以为然的。宋人洪迈认为,“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27]洪迈还批评欧阳修所撰“《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28]洪迈所言有一定道理。经过唐末五代之乱,旧谱亡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正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言:“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9]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减弱,家谱逐渐从官府及世家大族走向普通百姓,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不仅有利于黄帝由贵族之祖转型为百姓之祖,而且有利于强化黄帝华夏始祖的地位。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帝系考·皇族》中谓八恺、八元“皆黄帝之裔也。虽贤否不同,而皆以帝王者子孙为显官于唐虞之世。盖古之仁者世禄,而五帝三代之世系,未有不出自黄帝者也。”方孝儒在《宗仪重谱》中说:“故今天下之受氏者,……而绵始于黄帝。”明人在为杨氏族谱作跋时说:“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族。黄帝子孙有本有支,分封别姓,散满天下,传数千百载以至于今日,殆不偶然也。”[30]明人凌迪知认为,“自谱牒久废,源流无据,崛起草莽之夫而求附圣明之后,生长夷狄之族而僭紊帝出之裔,噫可叹矣。且五帝之相承,三世之继禅,无非出于黄帝之后。”[31]凌迪知只承认五帝三王等是黄帝之后,而草莽之夫、夷狄之族则与黄帝无涉,其自称黄帝之后是谱牒久废,源流无据,混水摸鱼,求附圣明的结果。凌氏之说虽不无道理,但却未能窥破人们祖先认同的共同心理与积极意义,所以终究不能揭示万姓源于黄帝说的实质。

    客家人是历史上由于躲避战乱而从北方先后南迁的汉人与当地瑶、畲等土著融合形成的一个汉族支系,聚居地为粤东、赣南、闽西地区。如今客家人遍布中国南方各省乃至世界各地,人口约1亿。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非常重视族谱,族谱上都写着“发自炎黄”。福建宁化石壁是客家人的祖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代表每年都要在石壁客家公祠举行盛大的祭典。1995年举行了首届客属祭祖大典,祭文说:“恭维列祖,发自炎黄。人祸天灾,背井离乡。徙自中土,转辗南方。汇聚石壁,拓地辟荒。生息繁衍,远播他乡。”[32]客属祭祖大典每年祭文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发自炎黄”一语必不可少。其实何止是客家人,“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33]各种族谱对黄帝等远古圣贤的祖述,虽不一定是“血缘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但却无疑是“文化的真实”,是中国人“慎终追远”、“法祖敬宗”、“文化寻根”的需要和产物。

    族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梁启超曾经指出:“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寖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34]近年来谱牒之学日渐兴盛,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就有一万二千多部九万余册,各地寻根问祖、宗亲联谊的活动如火如荼。族谱成为彰显黄帝始祖地位的载体,成为维系民族共同记忆的纽带。(高强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主任、教授)

    [①] 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②]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页。

    [③]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张光远:《从考古展现黄帝时代的中国文明》,《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⑤] 高强:《<史记>为何从黄帝开始》,《华夏文化》1999年第3期。

    [⑥]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⑦]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文。

    [⑧]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⑨]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⑩]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11]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2]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57页。

    [13]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07页。

    [14]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10页。

    [15] 《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文物》1975年第3期。

    [16]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67页。

    [17]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18] 《西周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19]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76页。

    [2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5页。

    [2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下 ,第1293页。

    [22] 林宝:《元和姓纂》第一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页。

    [23] 林宝:《元和姓纂》第一册,第7页。

    [2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3页。

    [25] 《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002页。

    [26]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5页、第646页。

    [27] 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姓氏不可考》,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48页。

    [28] 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唐书世系表》,第52页。

    [29]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页。

    [30] 《荥阳外史集》卷四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31] 凌迪知:《万姓统谱》附氏族博考,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32] 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中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74页。

    [3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页。

    [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