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黄帝之道

时间:2016-05-10 14:21: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编辑:梁君

    为认识黄帝的本来面目,必须从“帝”说起。上古的历史多与神话传说夹杂在一起,“帝”之概念对此有所反映。如在甲骨文中,帝指上帝,能主宰风雨灾祥及人间祸福,又用为商王称号,如帝乙、帝辛之类。《礼记·曲礼》谓“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玄解释为“同之天神”,即天子死后入庙立主称为帝,尊之如天神,这就使上古所谓“帝”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质,所以《山海经》中的黄帝,就兼具天神与人王的性质。这是因为帝本指上帝,又被氏族部落酋长们移用来尊称自己去世的祖先,使之获得神性而受到尊崇。借此我们可以明白黄帝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一位被神化的氏族部落酋长。在《左传》《国语》等早期史籍中,黄帝已是一位人王。《左传》记载晋文公筮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卜官解释说:“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就是以周王比说黄帝的人格身份。《国语·晋语》则说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长成于姬水,炎帝长成于姜水,按古代以生地为姓的习惯,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出于四母,分为十二姓,乃是上古的大族名姓。《国语·晋语》中历数虞夏商周四代的祀典,其中虞夏两代同“禘黄帝而祖颛顼”,就是说,黄帝成为虞夏两代祭祀的宗祖神,这些反映出黄帝身世的显赫。在据说出自孔子的《五帝德》及《帝系》中,对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及其世系与事迹,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五帝同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同为黄帝子孙,五帝同祖。司马迁据此作《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使五帝同祖说获得正式承认,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昔人有言:“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五帝同祖论是孔子以来儒家大一统理念的凝聚,而司马迁则用此为秦汉一统局面找到了种族血统上的根据,从此它又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扩大融合的民族信念支持,总之,司马迁作《五帝本纪》的文化意义,如何说也不为过分。此外,据《世本》等先秦史籍记载,黄帝还是一位创物利民的圣人,如谓黄帝始穿井、造火食、作冕旒、作旃旗等等,为后世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诸多方便,这些使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色彩浓厚起来,也加深庶民百姓对黄帝的尊崇和认同感。

  从早期的记载看,黄帝本应为北方的上古部族酋长,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言似更无疑,其中有谓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故黄帝与北方游牧部族有一定联系。随古代南北交流的加深,尤其是经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之后,使南北文化加速融合,黄帝影响南移,南方开始接受黄帝。如越自称夏禹苗裔,乃从中原黄帝族团追述先世渊源;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发现,有研究者认为与南方越国范蠡的思想有联系,作者应是越国人,“吴越一带本有依托黄帝的传统”(刘国忠《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那么,黄帝的影响已入南方越地,今浙江缙云地区的黄帝遗迹即与此有某种关联。

  黄帝时代在中国古代早期思想文化方面亦有所发明绎,如在有关记载中可见“黄帝之道”的概念《新书·修政语上》:“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按,黄帝以水喻道,与老子相近,今本《老子》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性柔弱,与道相近,故二者同以水喻道,此应为黄老思想的一个特征。此外,其中对于道的玄妙奇伟特征的比喻论述,亦与《老子》对道的推尊态度相近。又“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及“唯躬道而已”,结合文中所述,其实是讲黄帝乃守道、乐道及行道之人,据此可以推出“黄帝之道”概念;而《大戴礼记·虞戴德》孔子所言“黄帝慕修之”及“黄帝之制”,可以有助于证明这点。《新书·修政语上》:“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即以肯定的态度提出“黄帝之道”的概念。《吕氏春秋·序意》有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问师尚父“黄帝颛顼之道”,这在《修政语上》亦可得到证明:“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此与上引帝颛顼之言,表明由黄帝之道推出颛顼之道,颛顼之道乃上承黄帝之道,是二道并为天下之士所推尊,乃平治天下之良法嘉猷(此可与《鬻子·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比较,百子全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五册)。黄帝之道应该是古代社会较早萌发的统治管理方术,所以上引《修政语上》谓:“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即黄帝经纪人物,“躬道”治世还是取得相当成绩的,即肯定了“道”作为古代早期的统治管理方术对社会历史发展自有其裨益。《群书治要》引《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帝王之器也。凡万物皆有器,故欲有为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也。”即“道”作为治世工具的有效性已得到承认;“黄帝之道”的概念,说明中国古代认为,关于施政化民的政教设施、制度文明等因素的出现,由来已久,应该从黄帝之世已经有其发端。与“黄帝之道”相关,《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诸多黄帝君臣名下的经籍,包括诸子略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书略阴阳,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杂占,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层面广博,内容丰赡。固然其中大多可能出于后世依托,但无疑应该有较多可由黄帝之世引出其端绪的思想文化因素。

  从文明的历史层面视之,黄帝确当为中国古代的人文始祖,如若剖析所谓“黄帝之道”,中国民族继承自黄帝者主要应是政治文明传统,概言之即如何据国以治人之道。此乃黄帝代表的上古文明留传于后世的最大政治权谋智慧遗产,乃至为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必须以此为入手之资方可。试想,中国古代的君主王朝循环,不就如此在据国治人伟业的反复交替中一路走过来的吗?是耶?非耶?

  (《光明日报》(2016年05月09日 16版)作者:葛志毅 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