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黄帝陵在诸陵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时间:2016-08-01 11:35:08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杨东晨 编辑:梁君

    轩辕黄帝陵 中华民族魂

    ——论陕西黄帝陵在诸陵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过。同时,在文明初期阶段,也惟有中国产生了三皇五帝之古史传说人物,上下约7930年(1万年至前2070年)。三皇大体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和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状况,被称为“人文始祖”。五帝大约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和向国家过渡的状况,被尊奉为“人文初祖”。这既是我国200万年人类发展和演变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和根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我国早已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和广泛流传就是明证。“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 这也就是说,对于三皇五帝除在学术研究上存在争论外,广大人民群众数千年就一直尊奉他们为祖先,祭祀不断。拙文仅对陕西桥山黄帝陵在诸陵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作以浅论,以与诸位先生和同仁进行交流。

    一、陕西黄陵县以外的黄帝陵简述

    人文初祖黄帝和传说的始祖三皇一样,故里、陵墓、祀庙等,也是多元的。“曾一度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众多的黄帝陵。如山东曲阜之说,河南新郑、灵宝之说、河北涿鹿之说,甘肃天水之说,山西大同之说,陕西宝鸡、子长之说,北京平谷之说。” 从见到之报刊、书籍等资料记载黄帝陵墓看还不止这些。为了便于对比和行文方便,我们采取由远至近的方法予以简述。

    ⒈ 黄帝葬于湖南湘阴县

    黄帝葬于江南之说,是与其生在江南之说紧密相联的,也是近些年由年轻的刘俊男教授提出的,只能说是“一家之言”。

    作者在引用《史记•封禅书》所载黄帝之死的神话后说:“这关于黄帝死葬的神话,其乘龙升天之事不可信,但所影射之历史和所引之地名尚可考,黄帝之不葬陕西或河北桥山也很明了,因为只葬其‘衣冠’而已。那么黄帝之尸体究竟葬何处?这又是一个谜。” 接着他以《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十二经考定二首为“荆山”、“洞庭山”;将“荆山”之下的“鼎湖”考定为洞庭湖。他又引《历代帝王年表》、《山海经》“中次八经”,将荆山附近的“骄山”考定为“桥山”。之后,作者引《帝王世纪》第二:“长沙汨罗有黄陵亭”;《湖南通志》卷三十六:“湘阴县”,“县有地名黄陵,即二妃所葬”;《湖南风物志》:其上有“有轩辕台,传为黄帝铸鼎的地方。”进而考证说:“陵当为天子之墓,名黄陵,当为黄帝之陵。也许黄帝与舜之二妃葬同一山上”;“今湖南(湘阴)黄陵附近有黄水,疑为古姬水。唐代胡曾诗道:‘五月扁舟过洞庭,鱼龙吹浪水云腥。轩辕黄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芦叶青。’黄帝即位及死葬湖南无疑。”

    关于湖南湘阴县的“黄陵”问题,唐代韩愈《黄陵庙记》云:“湘帝有庙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之二妃者,庭有古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图经》荆州牧刘表景升所立,题曰‘湘夫人碑’,今验其文乃晋太康九年(288),又题其额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刘表之字)立者。秦博士对始皇帝云,湘君者尧之二女舜妃也。刘向、郑玄亦皆以二妃为湘君。”清光绪《湘阴图志》载:自唐时又称为湘灵庙,清代时祀二妃,仍曰湘妃庙,六月十四日致祭。这两种资料都说,湘阴县山上的“黄陵庙”是舜妃娥皇、女英之墓祠,未提到与黄帝有什么关系。湘阴黄陵是否为舜之二妃的葬地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帝王世纪》载:虞舜“有三妃,元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北氏生二女霄明、烛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宋代《路史发挥》云:舜之诸子散居各地,“其之巴陵(今湖南岳阳)者,登北氏,盖从之,故其墓在于巴陵,帝之三妃,不得皆后于帝死,育既葬陈仓(今陕西宝鸡),《汉志》陈仓有黄帝孙妻育冢。既黄(皇)、英各自有墓,则黄陵为登北之墓矣(注:世以湘阴黄陵为舜妃墓,而临桂县城十余里,有双女冢,高十余丈,周二里,亦妃之墓,俱谬。今江华太平乡有舜寺,湘阴有大小哀洲,《图经》以为哭舜而名,亦妄,特舜女也)。惟登北氏后徙巴陵,则其二女理应在焉,故得为湘(水)之神。”《路史发挥余论》载:“岳之黄陵,癸北氏(即登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历世以为尧女舜妃者,由秦博士之妄对始(《史记•秦始皇本纪》博士对始皇说湘山上二妃墓为婢皇女英)。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霄明,一曰烛光,见诸《汲简》、皇甫氏之《世纪》。《山海经》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则又洞庭之神尔。面罗含、度尚之徒,遽断以尧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黄陵为二妃之墓。郑玄、张华、郦道元辈,且谓大舜南巡,二妃从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人乎潇湘之浦。为是说者,徒见《尧黄》有二女之文,即以为尧之女,而舜之祀,不复致考,厥妄甚矣。”何光岳先生对此释曰:“君山二妃墓乃舜二女宵明、烛光之墓。而癸北即登北,癸北氏葬黄陵山。” 宋代罗泌的《路史发挥》之说,无疑是正确的,因帝舜的娥皇、女英二妃未赴江南,均葬在黄河流域,故根本不可能葬在黄陵山。因此说,把湘阴县黄陵山说成是舜帝二妃葬地、庙地是错误的,以“黄陵”而考定黄帝葬于此,更是牵强附会之说。

    ⒉ 山东曲阜黄帝陵

    《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案:附宝“感而怀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今山东曲阜市)东北六里。”《广舆志》载:“轩辕寿陵在山东兖州曲阜县。”天顺五年(1461)修《大明一统志•兖州府•陵墓》云:“轩辕寿陵,在曲阜县东北二里相传黄帝轩辕氏葬此,本名寿丘。”

    ⒊ 北京平谷区黄帝陵

    北京市平谷区,汉代时属渔阳郡。《辞海》云:“渔阳,郡名。战国燕置。秦汉治所在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平谷区的黄帝陵之说,与涿鹿县有黄帝陵之说有些相似。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到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均未记载平谷有黄帝陵。元末《析津志辑佚•古迹门》云:“轩辕台在京西,世传黄帝筑此台,李白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飞入轩辕台,即此也。”即平谷从唐代已传有轩辕台。《大明一统志》卷一《顺天府山川门鱼子山》记载:“鱼子山,在平谷县东北一十里,上有大冢,云轩辕黄帝陵也。唐陈子昂诗: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疑即谓此山。山下有轩辕庙,见存。”即唐代的平谷县不仅有轩辕台,而且还有轩辕庙。清代《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二《平谷县卷》的记载类同《大明一统志》,重提“鱼子山有黄陵”。北京志书的记载更为具体,如《长安客话》在引用《大明一统志》之载时,就去掉了陈子昴“疑即谓此山”一句,肯定了轩辕台就在鱼子山。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则在“鱼子山条”内加记曰:“黄帝都冀,故其陵在冀境内。旧云在桥山,又云在宁州,非也。”

    陈子昂是唐代武周朝的著名诗人,随武攸宜入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征伐契丹,驻守幽州城。其时写的诗为《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登蓟州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登幽州台歌》等。《水经注》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其具体地方有今白云观西、宣武门与广安门、石景山古城三说。陈子昂、李白的诗中皆写有轩辕台,当是隋唐才发现了这一遗迹。至明代又发现了轩辕庙,清代又发现了传说的轩辕陵,或者是以平谷有轩辕台、轩辕庙,而推理出有轩辕陵。再者,黄帝后裔支族曾有迁居平谷者,先民在此修台、修庙、修陵纪念黄帝也是自然之事,便何况清代提倡为祖先修庙等,平谷或许在此时根据有台和庙,便又营修了陵墓。

    ⒋ 河北涿鹿的黄帝陵

    《汉书•刑法志》的“涿鹿之战”下,东汉末的学者文颖注曰:“律历志云:与炎帝后战于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见阪泉地、黄帝祠。”由此开始,涿鹿县才有“黄帝祠”之说。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涿鹿城是“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比汉代文献多了一个都城和“蚩尤城”。有祠有都,就又有了陵。唐代徐寅在游涿鹿东南桥山时,在诗句中有“谁开黄帝桥山冢,明月飞光出九泉”。清康熙、乾隆之间的《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二《平谷县鱼子山》下,朱昆田补记引《读史析衷》云:“轩辕陵在桥山,载经所同,特桥山匪一,上郡、妫州是也。”以下记述汉武帝北巡时祭黄帝,北魏帝登涿鹿桥山之事。《中国名胜词典》云:“黄帝陵墓在甘肃、河北、河南等地都有。”刘文学先生等云:河北涿鹿桥山有黄帝陵 。

    此外,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云:“北魏文成帝东巡涿鹿,祠黄帝,祭桥山,观温泉,幸广宁县。今上谷东南二十里,即今河北怀来县也有黄帝陵。” 涿鹿县在唐代为妫州怀戎县,在北魏为广宁郡广宁县。因此,“今河北怀来县”的“黄帝陵”,实为今涿鹿县黄帝陵之误。

    ⒌ 黄帝陵在山西大同市

    《大清一统志》记载:山西隰县城东三十里合桑村有三皇庙,后移城北街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州府志》:“三皇庙,在汾阳县治西南。元(朝)元贞初命郡县通祀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配,黄帝臣俞附以下十人姓名见于医书者,并从祀。有司于春秋二季行事,而以臣师主之。今府城东北三里许又有轩辕庙。”清康熙《黎城县志》载:“三皇山,在县西北三十里,山上有三皇庙,故名。”《大清一统志》载:“三皇庙,有三;一在临汾县古市场;一在襄陵县;一在洪洞县东十五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同府志》载:“三皇庙,在南瓮城内,前代祀为医师,元(朝)元贞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太昊伏羲以勾芒配,炎帝神农以祝融配,轩辕黄帝以风后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并从祀,有司于春秋二委行事,而以医师主之。邸人刘元,至元中塑上都三皇像极右粹,见《元史•工艺传》。”又载:大同府浑源县、灵丘县、定襄县,均有三皇庙。此外,太谷、浮山、翼城、闻喜等县,亦有三皇庙。这些“三皇庙”内规章有黄帝像是事实,但均未记载有黄帝陵也是事实,不知兰草同志所说之“大同市的黄帝陵”出自何处。山西襄汾东南中有桥山,但无黄帝陵之载。近年山西曲沃县曾召开关于黄帝故里学术讨论会,陵墓是否因故里而引出,未去调查。

    ⒍ 河南省的黄帝陵

    河南地区传说的黄帝陵有今新郑市、尉氏县、灵宝市等三处。因为灵宝有铜山、铸鼎塬,塬上有以“三神鼎”为标志的祖庙,塬之顶部升仙阁北有封土冢丘,传为黄帝的靴或衣冠冢,所以有的学者推断铸鼎塬是涿鹿之战后,黄帝大一统天下的首郡。有的学者认为铸鼎塬不仅是“祭祀文化的发祥地,而且也是祭祀文化的中心地。祭祀文化就是礼仪文化”,塬上的“黄帝庙当为中华第一庙。” 又说:“史书记载黄帝是在荆山之下铸鼎,鼎成之后劳疾而死,他的死葬地最有可能是在河南灵宝,而不可能是它地”。“唐《轩辕黄帝铸鼎碑铭》曰:‘仙帝守一气衍三坟。’今《中国名胜词典》说:‘黄帝陵墓在甘肃、河北、河南等地都有。’黄帝一身三坟在唐以前已存在,河南灵宝,史书虽也记述是衣冠几杖或靴冢,那是为了附会黄帝乘龙升天之说,其实它应该是本冢,而它地当为衍冢。因此,我们说河南灵宝的黄帝陵为中华第一陵。”

    ⒎ 黄帝陵在甘肃庆阳市正宁县

    正宁县属于庆阳市,战国为义渠戎王地,秦昭王灭义渠,设立北地郡。《辞海》云:“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治所在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年,北地郡为羌所占领,治所移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辖地缩小。三国魏至晋代亦然。西汉在北地郡内置的泥阳县,即今正宁县,未见文献记载北地郡有黄帝陵和桥山者。东晋与三国魏、魏国末记载。北魏帝自称是黄帝后裔,重视黄帝遗迹,设郡时注意这方面的事情。魏收著《魏书•地形志》曰:豳州(治所在定安,即今甘肃宁县)“赵设郡,真君二(144)置。领县五。阳周:前汉属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西南),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此载说“阳周,前汉属上郡”是对的,问题是“后复属”以下之说的一些山名、县名等,均南移到了北地郡。从此,在泥阳县便有了桥山和黄帝陵。

    王北辰教授考证:“北魏赵兴郡阳周县地,原是汉代北地郡泥阳县地,并不是汉上郡的阳周县地;也就是说,北魏的赵兴郡阳周县,设在了汉北地郡泥阳县之地,而县名则是移用了汉上郡阳周县的名称。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和东汉的凉州刺史部图幅上,是一目了然的。汉上郡阳周在今陕西靖边县境,属于马莲河流域;而汉北地郡泥阳则在今甘肃庆阳地区正宁县境,属于马莲河流域,两地相去甚远。县名虽然可以移用,但原县境内的古迹却是决移不来的;也即是说,绝不可把汉上郡阳周县的古迹,移记到汉北地郡泥阳这片地方来。而《魏书•地形志》的作者魏收,就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只看县名不查地理,竟然把远在汉上郡阳周的桥山、黄陵,移记到北魏赵兴郡的阳周条下来,以致铸成了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错误。《魏书•地形志》是第一篇把桥山黄陵记在今甘肃正宁县的正史地理志;从那以后,地理书和地方志书,才把甘肃正宁县内也记有桥山黄陵,即所谓之‘宁州桥陵’。《魏书•地形志》的这一条记载,错误严重,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严重的。” 这也就是说,今甘肃正宁县不存在黄帝陵。甘肃天水市的黄帝陵之说,是由黄帝故里在清水县引出的,不多叙。

    ⒏ 陕西黄陵县以外的黄帝陵

    陕西北部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因而将高峻土岭称“桥山”者不止一处。今黄陵县以外的传说黄帝陵,有三个在今榆林市,一个在延安市子长县。

    (1)榆林市靖边县的黄帝陵

    《汉书•武帝纪》云:“祠黄帝于桥山。”应邵注:“在上郡阳周县有黄帝冢。”曹魏时期人王象、缪袭之《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葬于上郡阳周桥山。”《辞海》云:“上郡,郡名,战国魏文侯置。秦代治所在肤施(战国魏置,县城在今榆林东南),汉辖境约当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建安二十年(251)废。”因上郡包括了今榆林、延安市地区,秦朝时又将郡所移至今榆林东南,故在阳周县境内就传说有几处黄帝陵,靖边县就是其中之一。白至德考证:“今陕北地区是黄帝集团发展的重要地区。相传黄帝死葬桥山,在汉代上郡阳周县。汉阳周县今地为陕北靖边县东南,此处距今黄陵县桥山有数百里。”

    (2)榆林市绥德县的黄帝陵

    榆林市的东南部是绥德县,位于无定河下游。境内有无定河的支流大理河、淮宁河、义水河等。绥德县设立和称谓始于西魏,与古阳周发生联系,似应在唐代。秦公子扶苏监军,和蒙恬在一起,二世赐他们死亦应在一起(阳周县)。《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扶苏墓,在(安定)县西北十八里,始皇太子也,监蒙恬筑长城。始皇崩,李斯矫诏赐死,葬于此。”唐代诗人胡曾的《杀子谷诗》曰:“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诗中的“谷口”,指的是桥门谷口,王北辰教授考证是今靖边县的芦河谷口,唐代人认为“扶苏墓在安定县(今陕西子长县)西北十八里”,二者地望不同。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三八《绥州废龙泉县》记载:“长城,一在州西十五里大力川,一在州北二十五里无定河,并是蒙恬所筑之遗迹。”大力川即今大理川,《中国历史地图集》只在今淮宁河、无定河沿岸标出了秦长城,在大理川上游未标。清乾隆元年(173年)《甘肃统志》卷二二《古迹门阳周故城》记载:“《水经注》,古阳周在走马水北,应在今延安府安定县(今子长县)北界。”《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均把汉阳周县考定在今绥德和子长县淮宁河上游的北岸、大理河上游的南岸。扶苏墓(长30、宽6米、高8米)又在今绥德县城内疏属山的峰巅,冢前立有石碑,上刻“秦长子扶苏墓”6个大字。故清代张驹贤《元和郡县图志考证》考证:“阳周,汉属上郡,其故城宜在大斌县境。”大斌县即今绥德县。既然明清学者将阳周县定在今绥德县,那么桥山、黄帝冢等遗迹自然也就在这一地区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古阳周县在今子洲县的,因而黄帝陵在此。

    (3) 黄帝陵在今延安市子长县

    《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对汉上郡阳周县、桥山等的地望说明,明、清时期因对具体水名、长城等的判定不同,发生了阳周在今绥德、子长县的论述。子长县位于今延安市北部,与榆林相邻,因其涧峪岔河是无定河支流怀宁河的上游,故明清学者遂有将其与汉之阳周县相比附者。清乾隆《甘肃统志》记载上已述。乾隆四十一年(1176)毕沅著《关中胜迹图志•鄜州古迹门》记载:“今按,汉阳周故城,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其地为有淮宁河即走马水,出高柏山亦即桥山,与班(固)、郦(道元)所述为合。”《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庆阳府古迹门》记载:“据《水经注》,古阳周在走马水北,应在今陕西延安府安定县北界”,“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之后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水经注》熊会贞疏等,皆依此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循此说,将今陕西绥德、子长两县境内的淮宁河标为走马水,把汉上郡阳周县标在淮宁河上游之北、大理河上游之南,即子长县西北;在无定河、淮宁河下游的西岸标出了秦长城,以符合《水经注》之说。不言而喻,桥山、黄帝冢也就归入了子长县境内。

    以上我们对湖南、山东、北京、河北、山西、河南、甘肃相传的九处轩辕黄帝陵,以及陕西黄陵县以外的四处黄帝陵作了简述。这15处黄帝陵遗址,以山东曲阜、北京平谷、河北涿鹿、河南灵宝等处影响较大。这种多陵墓、多庙宇的历史文化,是古史传说人物的普遍现象,也是古代中华儿女对“初祖”黄帝无限敬仰和怀念的反映。

    二、陕西桥山黄帝陵的崇高文化地位

    黄帝同其前之三皇中的炎帝一样,以带领氏族部落先民农耕、手工业生产、创造发明,推动原始社会发展,而受到先民和后世人崇奉。除在学术研究上还有人说是“时代符号”外,华夏儿女自古就以“炎黄子孙”而自豪了。学界也认同和肯定“黄帝是推动中华民文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进而又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时代开始迈进文明的门槛,中国文化后来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黄帝。因此,完全可以说,黄帝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从目前已知20余处传说黄帝陵看,形成时代有先有后,祭祀年代有长有短,规格有高有低之分。全面观察综合对比,陕西桥山(今黄陵县)黄帝陵的历史最为悠久和丰富,已成为古今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神圣之地,也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团结创新、奋勇前进精神的疑聚之魂。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华民族之魂黄帝陵予以探讨和论述。

    ⒈ 黄陵县历史沿革与桥陵

    桥陵以冢在桥山而名,桥山则以地势高和河绕山而得。《太平寰宇记•关西•坊州•中部县》载:“桥山,《山海经》云:蒲谷水源其山下,水流通,故谓桥山。”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延安府》载:“沮水至县北,穿山而过,因以桥名。”又曰:“中部县桥山,在县治北,亦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自庆阳府今属甘肃)绵亘于延安西境,其南麓跨于县界”,“相传黄帝葬衣冠于此。”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正式题“古轩辕黄帝桥陵”,立碑于此。1942年,为与陕西蒲城县丰山之唐睿宗“桥陵”相区别,故又恢复历史悠久、影响远大的“黄帝陵”名号。1944年,专设黄陵县,县城在黄帝陵南一公里处。

    黄帝陵北离延安162公里,南距西安165公里,1961年国务院将黄帝陵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第一号,世称“天下第一陵”。

    ⒉ 黄陵县桥山黄帝陵的庙宇修建得较早

    黄帝时代,大多认为相当于考古学说的龙山文化初期,距今约五千多年。《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下《集解》皇甫谧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从灵魂观念中产生的鬼魂观念普遍存在:“大凡生于天地者曰命,其万物死曰折,人死曰鬼”(《礼记•祭法》)。埋葬亲人的习俗,文献记载较早较明确者,也是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索隐》:“存亡犹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痊,亡者保其存’是也。”《正义》:“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比之上古“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孟子•滕文公》),要进步、文明得多。“殡葬”,系埋葬,非“修陵”。考古材料证明,陵的营修是战国初年才兴起的。

    战国以前黄帝墓、纪念庙有无地方可寻呢?我们认为当在陕西桥山黄帝陵处探寻。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载:黄帝“一百年,地裂。《开元占经》四引《尚书说》‘黄帝将亡则地裂’。帝陟。《戴记•五帝德》:‘黄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类聚》十一、《御览》七十九引《帝王世纪》:‘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帝王之崩皆曰陟,《韩昌黎集•黄陵庙碑》引《纪年》‘帝王之崩曰陟,不云出注中,《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恩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文夫岁时朝焉。《御览》七十九引《抱朴子》:‘汲郡冢中《竹书》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故司空张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黄帝仙去,其臣思恋罔极,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庙而四时祀之’”“上注即本此。” 可见约在5000多年前黄帝病逝后,就埋葬于地下(不久墓裂,人已升天成仙,留下衣冠或靴帽等物),修庙纪念。《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史记•孝武本纪》则载:黄帝骑龙飞上天时,百姓拉住不让走,“坠黄帝之弓”,埋称“乌号”的弓于墓中,这个桥山,人们认为是在今黄陵县,不可能在它地;还认为葬地附近的庙,经历过时废时修的岁月。“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祭祀黄帝陵庙的活动就开始了。黄帝陵园最早建于秦代。据《吕氏春秋•安葬篇》、《七国考》、《山海经》等古籍记载:‘墓设陵园’在秦代开始形成一种制度。秦统一中国后,又规定天子的坟墓一律称作‘陵’,一般庶民坟都称作‘墓’。汉代又规定天子陵旁必设‘庙’。刘邦建立大汉后,汉朝初期就在桥山西麓修建了‘轩辕庙’。”

    ⒊ 皇帝祭祀黄帝陵最早

    汉高祖(前206—前195)时期营建了桥山黄帝陵的祀庙,至汉武帝时,欲成仙而亲祭黄帝陵。《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来年(前110)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古释字)族,然后封禅。’乃逐北巡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孝武本纪》又载:公孙卿向武帝奏曰:“黄帝采首山(在今山西永济)铜,铸鼎于荆山(今富平南及西安市阎良区一带)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拨,队黄帝之弓与龙胡须号(哭),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鞋)耳。”遂授公孙卿为郎官。《史记•封禅书》的记载与此相同。《汉书•王莽传》载:地皇元年(公元20),诏令拆长安城西苑建筑“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其中“黄帝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其方位就在上郡黄帝园内。《黄陵县志》据《王莽传》也明确地说黄帝轩辕庙始建于汉代。从前述可知,建庙甚早,王莽当是重修陵园祀庙。

    ⒋ 黄帝陵和庙不断得到重视和维护

    汉武帝亲祭黄帝陵后,历朝历代均不断维护陵墓,尤其是唐宋以后,陵冢日渐扩大;登陵的神道也不断得到维修(长195米);神道由下而上至尽头,是走向陵冢的平坦大道(长260米)。《中部县志》云:汉武仙台“峙黄陵左侧,高出林表,汉武巡朔方,还,祭黄帝,筑台祈仙。”陵冢位于桥山顶部正中,坐北面南,高3.6米,周长48米,面积约200平方米。陵前除立“桥山龙驭”石碑外,还建有享殿(又称祭亭)和龙御阁。

    汉末修的轩辕庙(在桥山西麓),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至唐朝建立(618年)时已荡然无存。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坊(州治所在中部县,即今黄陵县)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册府元龟》)。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下诏修功德庙,言“坊州黄帝庙,即其一也。”于是在更开阔的桥山东麓(保生宫,传说的黄帝手植柏处)迁修了新的轩辕庙(面积扩大)、庙院、山门、过庭(今诚心殿)和大殿。元朝泰定二年(1325),针对宝生宫火灾事故,下诏书加强保护庙宇,禁止砍伐柏树,设专人保护。至正元年(1341),惠宗又下诏修复了轩辕庙西院的保生宫。明朝曾于洪武三年(1330)、天启元年(1621)、崇祯九年(1636),分别对轩辕庙进行了整修。清朝历代对轩辕庙的维护或整修,多达十多次,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整修规模最大。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4)。对黄帝陵庙进行了一次大整修、大清理,庙产地为12亩。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黄帝陵予以了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于1993年题写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此,在国家投资和海内外华人的捐助下,人们对黄帝陵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规划和整修,从而赢得了海内华人的颂扬和崇敬。

    ⒌ 祭祀黄帝陵以加强民族团结

    黄帝是人文初祖,处在约5000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以丰功伟绩备受先民爱戴。他去世后,先民以当时的各种形式予以祭祀(神庙或祭坛)。历颛顼、帝喾、尧、舜至三代,黄帝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之祖。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至春秋时期已成道德规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国语•鲁语上》)。战国、秦朝时期亦然。

    汉武帝祭祀黄帝陵,主要用意是欲学黄帝成仙升天,也含有向北匈奴示威之义。王莽营修黄帝陵和修庙,是为自己登上皇位作舆论准备。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代,虽然未见史载祭黄帝陵,但在庙内祭黄帝是没有中断的。唐代宗准予将坊州(今陕西黄陵)重建的黄帝庙和原陵祭祀列入国祭,目的也是团结国人,恢复经济。宋太祖下诏重点整修坊州黄帝陵之庙,并规定朝廷三年一祭黄帝陵庙,是为了团结国人,稳定政权。元朝袭宋制,朝廷三年祭黄帝陵庙。明、清大一统,对中部县(今黄陵县)黄帝陵和庙的祭祀尤为隆重,皇帝写祭文,派官员亲自祭祀。中华民国继承传统,对中部县黄帝陵祭祀不断。尤其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达成,遂共同祭祀黄帝陵,唤起民众共同奋起抗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了祭文。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陕西黄帝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题辞后,每年清明节的祭陵大典,已成为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寻根拜祖的神圣节日。

    ⒍ 轩辕黄帝庙的碑刻无与伦比

    陕西桥山黄帝陵轩辕庙碑石之多,也是其他陵庙所不能比拟的。依朝代为: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刻立了《黄帝庙碑序》;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正月二十八日,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立的《御制祝文碑》;明天启元年(1621)刻立的《轩辕黄帝庙重修记》碑;明天启元年(1636)刻立的《轩辕黄帝庙重修记》。清康熙六年(1667)刻立的《重修轩辕黄帝庙碑》、《重修轩辕黄帝庙募缘序》碑;雍正十三年(1735)刻立的《轩辕皇帝重修庙碑》;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立的《重建轩辕庙记》,道光二十年(1840)刻立的《道光庚子夏五承修轩辕黄帝庙工告成纪诗碑》。中华民国年间刻立有《修筑桥山陵路碑记》(1934),《重修黄帝陵庙碑记(1940年),《黄帝庙地亩碑记》(1940年),《黄帝陵碑记》(1944年)。共产党领导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刻立的石碑有:毛泽东主席于1937年手书祭黄帝文稿。《重修轩辕黄帝庙记》(1963年)。江泽民主席题辞(1993年),《香港回归纪念碑铭》(1997年7月1日)。澳门回归纪念碑文(2000年2月25日)。这些碑刻记述了历代政府或官员恭祭黄帝陵的事实,也见证了历代保护、维修、扩建黄帝陵庙院的情况。

    ⒎ 考古材料对人文初祖黄帝的佐证

    根据多数史学、考古学专家的意见,认为黄帝时代处于龙山文化初期,是父系社会的部落长、华夏族团首领。陕西地区不仅前仰韶、仰韶文化丰富多彩,而且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武功县赵家来,临潼区相桥乡康家、姜寨,华县梓里,华阴市横阵,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等地,均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文物。陕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可以神木县高家堡乡石峁村氏族聚落为代表。“陕西的赵家来父系氏族公社和康家氏族聚落文化,已呈现出由原始氏族制解体的迹象,国家正在孕育着文明时代即将到来。” 这也是对黄帝称为“人文初祖”的可靠佐证。黄帝陵周围发现或发掘的四五十处遗址和文物,虽然都是仰韶文化后期的,但也可以说明“黄陵县等地区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在黄帝时代,这里已经出现了文明曙光,这为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提供了具体的考古背景证据。”

    三、高举公祭黄帝陵旗帜奋勇前进

    我们研究黄帝陵,不是争高低,而是要正确对待古史传说人物,科学寻找中华优秀文化根脉,凝聚民族力量,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而奋斗!为此,我们认为还应注意或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⒈ 轩辕黄帝陵墓为何会多元化

    黄帝多陵墓(冢)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一是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的黄帝,在先民口耳相传中就有多种说法,形象也不相同,有普通人的模样,又有神仙的风骨;二是作为人及氏族首领的黄帝多次迁徙,形成多处部落邑城,由邑城引出了葬地;三是黄帝氏族部落首领不论传几代,都号称黄帝,形成多处葬地;四是黄帝贡献大,威望高,去世后,人们在各地进行祭祀。晋代郭璞(276—324)在其《山海经》注里说:“帝王冢墓皆在是处,而山(海)经往往复见,盖圣人久于其位,仁化广及,绝域殊俗之人各自立而祭,起土为冢,是以所在有矣。”这虽然说的是战国初始在墓上堆土为冢(陵)之事,但也适用战国以前人们设纪念黄帝之墓(葬入地下)、战国起为黄帝修陵(墓上堆土为冢)之俗;五是古代黄帝葬地(墓)或陵冢处地域较广,历朝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尤其是与今日之乡、镇相对照,争执较多。当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有错记者。从三皇五帝的故里和陵墓地域看,后世说的“落叶归根”观念还未形成,因而认为有黄帝故里就有陵,或有陵就有故里,都是不太符合那时实际的。

    ⒉ 古今文化认同和信仰的黄帝陵在陕西黄陵县

    在众说纷纭、神人糅合层层迷雾中,经过近百年来的研究,学者们对“黄帝是人”取得了“共识”,也认同了“黄帝文化”。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伟人,又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包容各部族的古帝,更是一个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部落联盟首领。作为“人帝”的黄帝,他的陵墓也只能按传统习俗认同一个。

    目前在黄帝故里、邑城、陵墓的研究中,一般是以较早文献记载、黄帝的活动、传说遗迹、考古文化、民间传说等五个方面考证的。关于黄帝陵的争论和研究,从唐代就开始了。唐代《轩辕黄帝铸鼎碑》曰:“黄帝守一气衍三坟。”实际唐代已多于“三坟”。有的学者说:“关于黄帝陵,全国也有几处:最知名的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其次是河南灵宝的黄帝陵,再次是河北涿鹿桥山黄帝陵和河南新郑黄帝坟等。这几处黄帝陵,除灵宝的黄帝陵外,都是纪念性陵墓。例如陕西黄帝陵,历代文献、《明一统志》、历代《陕西通志》等都说是衣冠冢。后世之所以认同它,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实它不过是一个象征,是一种约定成俗而已。” 实际上,河南灵宝也是传说的黄帝陵。何炳武《黄帝陵的历史与现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革,关于黄帝的葬地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除陕西说之外还以下四种说法:河北说、山东说、河南说、甘肃说。对此,有关专家学者结合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简报研究方法,多方论证了黄帝陵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的桥山。陕西黄帝陵‘天下第一陵’的地位不可动摇。” 王北辰先生云:“在黄陵问题上,笔者和前人一样,尊重历史传统,尊重现在的黄陵。不论它是否阳周桥山上的故址,至少从唐代以来就已受到历朝的祭祀,受到人民的敬仰,一千几百年来,在人民的心目中,它已是中华民族寻根的象征、团结的象征、统一的象征。” 我们学术界人士也应当持这种认识和态度,和海内外华人一起珍视和爱护2100多年来的祭典圣地黄帝陵。

    ⒊ 对陕西桥山以外的黄帝陵也要尊重当地人民愿望

    从前述已知,古今形成的黄帝陵,除公认的陕西桥山黄帝陵外,还有八九处。对于这些历史长短、根据多少不一的黄帝陵,只要当地人民热情纪念、政府或企业家愿意投资,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有利,我们都应予以欢迎和支持。晓明等说:“华夏大地共有五处桥册,除了雍州桥山外,还有冀州桥山,河南鼎山,山东寿丘等都建有黄帝陵” ,“遂引起了关于黄帝陵在何处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是不必要的。因为黄帝陵无论在何处,这座陵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和信仰的支柱之一了。” 又说:“人们已不在乎黄帝陵哪能座是真是假,只知道‘解吾民忧,慰吾民苦’就是够了。” 罗琨《炎黄、黄炎与黄帝陵》曰:“黄帝虽然只有一个,但他是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发祥地的人民要纪念他;从发祥地迁出的裔族子孙也要纪念他;就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中华儿女,也要纪念他为中华文明奠基的功绩。古帝王祭祀皇帝是修建宏伟的庙堂,人民的纪念则更多地把共祖的看象征寄托于大自然的创造化育,利用生息之地的山山水水,把中华民族形成的事实,一代代传下去。” 有的学者又认为:由多处“黄帝庙宇”引起“黄帝陵在何处的争论”,“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争论只是表现了后人对于黄帝的崇敬和敬仰。 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说明了黄帝是功德无量的祖先,文明的开创者,多陵墓、多祠庙正是中华儿女敬奉、缅怀祖先的真实写照和反映。同时,还说明自古陵与祀庙是紧密相连的,不存在什么”祭庙不祭陵”问题。

    ⒋ 黄帝陵是古今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旗帜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和优秀中华文化的初祖,五千多年来不断受到人民的祭祀和怀念。不论是盛世,还是衰世,官府或民间都祭祀陕西桥山黄帝陵;黄帝陵已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鲜明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前夕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是对黄帝陵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也是对人文初祖黄帝功德的颂扬。陕西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作者:杨东晨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