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精神与中华文化传承工程

时间:2016-08-01 11:43:32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任大援 编辑:梁君

    2015年,习近平同志提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其中重申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其一,中华文化的源头,应该从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开始算起;其二,对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以贯之的把握。虽然我们在对中国历史的一般陈述中,也普遍提到5000年文明的特色,但是在客观的考察中,我们也看到,对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初始阶段的研究,确有不足。这里除了条件方面(例如资料之缺乏)的困难之外,也不能说没有重视程度的问题。笔者也曾撰文呼吁“关注前轴心时代”,就是希望寻找中华文明的早期时代对尔后观念形态的影响,加大研究的重视程度和力度。

    在我看来,炎黄时代作为中国农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开始建立阶段、加之家庭伦理关系的初步建立和稳固,是上古早期时代对尔后中国春秋战国“轴心时代”儒家的最重要影响。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华文化传承工程”,这标志着国家将以工作任务的方式来落实从中共十六大以来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学术领域,就要更进一步加强研究,完成好在观念形态方面的中华文化传承工作。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整体目标是要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国民经济是其重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要有其他的条件相配合,所以我们讲“四个全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还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全面发展的理念。“四个全面”是主线,是核心。它不仅要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相辅相成,而且要有理念支撑。这个理念的支撑,就是发展的理念。

    在人大十二届四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称之为五大发展理念,但理念要由价值观来引领。五大发展理念,每一种背后,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撑。我们可以作以下说明。

    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一个理念就是创新,它也是引领各项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理念,儒家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儒家讲“日新”“作新民”。日新又称之为“盛德”,《周易•系辞》中说,“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大学》中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书又引用《尚书•康诰》:“作新民“,又用《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评论说,“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儒家讲创新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自强不息”,这是从天地运行的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就更具有权威性和合理性。但儒家的求新,有一个特点,就是“温故而知新”,注重从历史传统中获得营养。

    协调的发展理念体现着平衡与兼容,这一点也是儒家的特色。《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儒家著名的“和而不同”命题,是对协调发展理念的最好注解。

    绿色的发展理念不仅是对美的追求,而且是对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的追求。《论语•先进》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弟子“各言其志”,孔子独赞曾点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孟子把“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作为“王道之始” 在今天看来,这都是绿色发展的理念。

    开放的发展理念,是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这种理念是与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包容与厚德载物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指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共享改革成果,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这种“共享”的观念,儒家自古就有,孔子问弟子子路的志向,子路回答:“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子路的“与朋友共”,只是个人物质享受方面的共享,而孔子则提出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理想。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发展理念中,都有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的支撑,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三个代表”中所说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指先进的价值观。而这种先进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工作中,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下列内容:

    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用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全民阅读,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培育健康网络文化。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中华文化传承工程”,既是一项工程,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来加以推动的任务,把“文化传承”提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

    我们为什么要实施这一文化传承工程?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做?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通过文化传承工程,“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也就是说,文化观念的凝聚,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障。我国对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化的问题,虽然是“软的”,但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供给侧,它是一个软力。 一个人内心的观念,是一个核心性的供给侧,这个供给侧,需要改革和完善。

    本文还想借用“结构性”这个概念,来说明文化知识与文化理念的不同。我们在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需要文化知识,在这里如果暂时撇开自然科学不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也需要做一点区分。因为我们在习惯上,一般用“社会科学”来指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例如,目前我们国家人文社科研究最高的机构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它的前身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这个名称中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分开了,其实在定义上却更加准确。从严格的逻辑定义上而言,文史哲,是指“人文科学”。而“社会科学”,是指人文科学的应用,例如经济、法律,金融等等,这些应用科学能够给社会提供可直接使用的知识,例如基尼系数,我们可以用它来观察社会的某些问题,是直接有用的;法律也是如此。但人文科学,文史哲,往往并不能提供直接可以用的知识。因而人文科学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用处不大。但它却是基础和核心,如果要借用“结构性”这一概念,在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文科”,其内部结构由以“文史哲”为主的人文科学和以“经济、法律”等为主的应用科学组成。在这个结构中,我们需要强调要加大人文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力度。这是因为,社会科学提供直接有用的学科成果,而人文学科的成果是间接的,它往往表现在研究者的素质修养上。

    例如,最近在网上有介绍我国量子力学顶尖级专家、兰州大学教授钱伯初教授的文章,题目是《他六十年不选院士、不发论文,到底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业?!》 ,还有我国获得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她也不是院士。从这两位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对世俗名利的追求是淡泊的,而充满了高尚的人文追求。他们头上没有世俗的光环,却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追逐这些光环,而有自己的独有价值信念,结果是对社会、对人类贡献的更多、更大。

    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有一位英国学者斯诺(C. P. Snow,1905~1980),写了一本书,叫《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提出了“两种文化”命题。他的担忧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问题,甚至是灾难。实际上,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延伸,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人文科学应该更加受到重视。我们借用“结构性”这一概念,也借用“供给侧”这一概念,是想说明,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之年,文化是一个供给侧,而在这个供给侧中,人文科学、人文教育,是在文化结构中应该更加给以重视的。

    正如社会中普遍认为的,在整个20世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呈现减弱的趋势。特别是“文革”,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大伤元气。其表现,可以称之为“文化缺失“与“文化迷失”。

    所谓文化缺失,就是在我国教育体制中,过早地实行分科(文科、理科)教育,对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来说,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不足;而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经济、法律、金融等应用学科,又大受青睐,而人文学科,又重视不足。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教育界,也影响到整个社会。

    人文学科重视不足、人文学科知识不足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的境界素质不高,和社会上普遍逐利的风气。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说过,读书可以使人变化气质。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科,虽然不直接产生有功用的知识,但它可以变化人的气质,产生正气。孟子讲浩然正气,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就是大丈夫的精神境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滑坡,还表现在文化迷失。所谓文化迷失,是找不到正确的价值理念,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人心的正能量减弱。

    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马路上多次出现的扶人反而被讹的事件。深圳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2015年10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提到他统计了2004年以来的149起因扶人引发纠纷的案例,其中,“撞了人又冒充好人的32例,诬陷扶人者的84例”。这两项加起来,是116例,占据了全部案例的77.8%。因为这些事件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所以报纸上又有“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这类例子应该引发人们的思考。“文革”距今已经50年,那时一、二十岁的年轻人,现在刚好六、七十岁,而这几十年,正能量的滑坡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同样表现出负面素质。

    文化迷失在青年人身上的表现,就是找不到正确的人生方向。某高校博士生给同寝室同学投毒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所以说,文化缺失和文化迷失,是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以上借用“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用语,将人文社会科学,比喻为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比喻为供给侧的内部结构,这是我们实施中华文化传承中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公民道德建设”、“中华文化传承工程”,都具有从顶层设计加以考虑的意味,显得十分重要。

    在“中华文化传承工程”中,既有具体操作层面的,例如“新乡贤文化”已经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有些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如“样式雷”(传统建筑文化),景德镇的陶瓷等等,都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在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观念层面的文化传承。

    观念层面的文化传承。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起?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加强公民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党内的教育普遍加强了,先是有党员领导干部的“三严三实”的教育 ,最近又有普通党员的“两学一做”教育 。但是在大众的层次,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应该推广“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citizen education)最早是国外学者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每个出生在这个国度里的人都有权接受教育,如在未成年前须接受的义务教育,以及此后的职业技术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联合国1975年给出了下列定义,即:“公民教育”关注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权、尊严、自主及社会公益等活动;鼓励思想交流及汇集,并行动起来以推动社会改变;塑造一个较合理和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件,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Preparing learners for 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全球公民教育:学习者如何面对21世纪挑战),再次强调了公民教育的重要。

    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提倡的公民教育,内容应该是学习宪法,学习系列讲话,做合格公民。

    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发展方针中,有“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因此,在全民特别是青年人当中,应该普遍推广宪法教育。这是文化传承的前提性工作。

    另外,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论述了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我们如何站稳脚跟,论述了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价值观问题,还特别强调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发扬。这些内容,都应该是公民教育的基础性内容。

    因此,学习宪法,学习系列讲话精神,做合格公民。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

    第二,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应该加强传统经典的系统性学习,防止泛化、碎片化的倾向。例如,对传统文化中的著名经典(如《论语》),就应该进行系统性学习,使之达到在大众中普及的程度,由学到知,由知到行,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的精华真正深入人心。据我们所知,有些学者组织了利用微信形式的大众《论语》学习平台,系统性地按照《论语》的次序,每日学习一段,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一个全过程,是一种值得重视甚至推广的好形式。

    第三,注重发挥民间社团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力量。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老龄社会”。而相当一部分高素质、高教育程度的人士在退休之后进入各种民间社会团体,例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等。充分发挥这类民间社会团体的力量,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应该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良性趋势。

    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指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轩辕黄帝以来中国文化五千年的优秀传统,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把中华文化传承工程落到实处,使其获得硕果。(作者:任大援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