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

时间:2016-08-08 09:42:42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胡义成 编辑:梁君

    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

    ——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更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主要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本文见解可能渐被接受,这种情况正在或即将改变。

    公正地看,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一次跃升。

    一、杨址发现和关于它是“黄帝都邑”的研究

    西安泾渭交会处的杨址于2004年初现,初期《考古报告》已于7年后的2011年在笔者主编的相关论文集中公开发表 。它是面积80余万m2且距今约5000-6000年的超大型史前庙底沟一期文化遗址,其中包括24.5万余m2且距今约5500年以上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严文明先生为首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它是我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

    笔者于2010年思考尚未发表的杨址早期《考古报告》后,相当吃惊于它即古今久觅未见的“黄帝都邑”,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但确凿无疑的“三重证据”(考古发掘结果、权威文献记载和民俗传说)完全契合,又使我不得不信。鉴于民族有“三要素”,“祖源认同”系其首项;“黄帝都邑”的确认,对自认“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意义重大,故思之再三,终于暂时撇开其他研究课题,决心在此深耕一下。于是,根据《史记》中《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关于黄帝“荆山铸鼎”的明确记载(《汉书•郊祀志》中也有相近记载),参考中原聚落考古成果,遂公开撰文编书首先提出,与荆山实为一地的杨址即“黄帝都邑”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遂加认同 。此后,陕西省决策层接受石兴邦先生、杨址考古主持者王炜林先生和笔者等联名建议,于2012年决定,把杨址建设成“黄帝文化核心展示区”,目前正在实施 。从笔者提出杨址即“黄帝都邑”学术判断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2016年清明节前后,在陕西省文物局主办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联办以“黄帝文化寻踪”为名的杨址等考古成果展,也说明陕西考古——历史学界正在采纳接受该判断。2015—2016年,按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关于设立“国家公祭仪式”的公开讲话,笔者又根据《史记》关于杨址黄帝死后葬桥山的明确记载,多次撰写决策建议和呼吁“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

    对本文而言,笔者上述相关成果的有关观点包括:

    一、杨址距西安荆山约10公里,两者实为一地。当史念海先生把雍州“荆山”锁定在西安时 ,《史记》关于黄帝“铸鼎荆山”的记载,实际表明杨址就是“黄帝都邑”。其周边渭河流域有近千处庙底沟文化遗址或稍后的西王村类型遗址,包括凤翔水沟达百万M2的“西王村类型”超大遗址(笔者认为它即最早的“炎帝都邑”,见另文)及彬县、陇县、华县庙底沟文化大遗址等,故其聚落群已具初级文明结构 ,符合“黄帝都邑”特质。杨址及其周边的文明结构体,虽只表现着中华文明“初级阶段”状态,相对比较简陋,但它确是中华文明开端的象征。它使“中华文明五千年”获得了考古证据支持。

    二、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张光直先生对陶祖作为男权社会标志的强调,很值得注意。杨址出土陶祖证明,它作为男权社会而在文明进化阶次上先进于辽西女神庙代表的红山女权社会,同时也早于史前良渚和山东龙山等文化,且是豫地诸黄帝遗址文化之源,故应按“文明源头‘初级阶段’论”,判其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 。

    三、近二三十年,中国当代考古界在否定“关中文明一元论”后,由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倡导流行的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说”,应按“否定之否定”,回归“多元一体”下的“中原是中国文明起源核心区”理论 。石兴邦先生、严文明先生、许顺湛先生、陈星灿先生和张天恩先生等,在“多元一体”下对“中原核心区”的强调,契合最新考古成果,总思路正确。那些“以今例古”,甚至把史前关中视为荒蛮之地,或无视杨址而把关中及西安从中国文明起源地图上删去,均不妥 。在中原,目前的陕豫“黄帝‘国祭’”地点之争,应摆脱“省域意识”干扰,以科学理性化解,包括彼此应承认对方均存“黄帝都邑”且与其他相关地方一起联合以“黄帝文化遗址”区“申遗” 。今后中国对内对外历史教育和宣传,均应以陕豫黄帝遗址群等为主据,统一于“中国文明五千年”口径。

    四、《史记•封禅书》“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以及杨址黄帝时祭器出土,表明《封禅书》关于史前中国宗教文化的记载揭明的黄帝时期“巫王一体”、“以祀为礼”的文明特质,和周公后来在“黄帝故地”直接继承黄帝文化“巫史传统”而“制礼作乐”,从而构建了中华文明基因的远古史实,有待学界加深体认 。陕豫炎黄遗址群潜藏着中国文明源头的主要奥秘。杨址显示的黄帝时代以及西安“古都史”最早可能距今5500年以上,有待学界重写。

    五、杨址环壕“西门”出土的“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拙著戏称之为“倒扣花盆” ),是全国仅有的一件出土于“黄帝都邑”中的神秘祭器。鉴于当时“巫王一体”,故它也可能是黄帝或其“近臣”使用过的祭器,是极其珍贵的中国最高级文物之一。联系《史记》的《五帝本纪》关于黄帝“迎日推策”,和《史记》的《封禅书》、《孝武本纪》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可知黄帝之时杨址一带崇拜日神的仪式隆重。《国语•晋语》说“少典”生炎黄二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对应的史实可能是:黄帝族最早是来自银川的“萨满”,经陇东崆峒山沿泾河谷入关中,逐渐形成的关中同时期庙底沟文化族群 (其对应的考古大遗址是沿泾河谷的彬县大宫殿遗址和杨址等 )。其中,徐锡台先生认为,黄帝的“姬”姓,与源自陇东的泾河“泾”字有关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它是后世关中周人对自己同样出自“泾河”而“得姓”的一种附会。而炎帝族最早是从甘肃天水沿渭河谷东来逐渐形成的关中“庙底沟—西王村类型文化”族群(其对应的考古大遗址是尊贵居者均有“三合土”居室地面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陕西凤翔水沟遗址等 ),其“姜”姓则源自渭河的支流姜水(即今凤翔的雍水)。丁山先生说“少典”即日神 ,由此可推想,炎黄两族当时在宗教信仰上都是 “日神”崇拜者,曾经在军事上结成“兄弟”联盟“以相济”,后来则分别从关中西部和中部向东发展且最终通过战争融合为一,等等。解放前的徐旭生先生 ,解放后的石兴邦先生 和张岂之先生 等,都论说过此事。显然,泾渭“两河流域”是“炎黄文化”原型的埋藏地。“‘两河流域’模式”后来还通过周秦两族,在中国历史上又浓墨重彩地重演了一次,特别值得史家解读。

    六、《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孝武本纪》、《封禅书》关于杨址黄帝死后葬桥山的明确记载,表明杨址是我国应实施“黄陵‘国祭’”的主要考古证据。此前一再有人说,“黄陵祭祀”仅根据“黄帝铸鼎飞升”的神话,并无证据支持。今天看,这种责难已经不攻自破。不过,此前拙论对此只是提出论点,略为申说,未仔细论证,本文之撰即为补此遗憾。

    七、“国家公祭”立法,首先碰到的是“国祭”地点选择标准。依拙见,应立五条标准,一是鉴于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对中国史前陕豫一带多位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的泛称,故只能选择祭祀其中的首届黄帝(见本文下述);二是其考古证据必须确凿无疑;三是其文献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且必须与考古证据“无隙咬合”;四是其民俗(含民间传说)证据必须真实;五是应在传统的“国祭”地点(由于对“国祭”中“陵祭”—“庙祭”理解不同,应以最早的黄帝祭黄且后来“国祭”使用时间最久之地为准)。而在陕豫诸地比较中,只有杨址完全符合这五条标准,包括在考古时序上和文献记载中,它均早于河南诸址,且从汉武帝开始一直是“国祭”地。当然,这并不排除,黄陵之外的其他诸黄帝遗址,也可以“省祭”或“市祭”、县祭乃至民间祭祀等形式纪念黄帝。

    对这些见解,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的异议。如果说,陕西省决策层采纳相关学者联名建议,是官方对这些见解主体的某种认同,那么,“黄帝文化寻踪”考古展,则表现出陕西考古—历史学界对这些见解主要点正在接纳。我相信,只要《史记》相关文字不可改,拙见要点终究会立住。

    二、黄陵墓主即杨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史记》中《五帝本纪》明确说,“黄帝崩,葬桥山”;而《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则借西汉“方士”公孙卿转述其前辈“方士”申公之言说,黄帝于荆山铸鼎成功而乘龙“飞升”时,当时“小臣”等人“悉持龙髯,龙髯拔”;后来,汉武帝“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对这两个掺和了迷信色彩的故事,虽不可全信,但杨址出土迫使我们不可完全不信;至少,它们显示确认杨址是“黄帝都邑”与应在黄陵“国祭”黄帝,是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因为,桥山黄陵墓主即西安杨址族群盛期首领。

    此前,由于杨址未出土,人们都把黄帝荆山铸鼎成功乘龙“飞升”,视为纯粹“神话”,故均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联系起来,更无人把它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主证,《史记》也未在《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荆山铸鼎”,而是在《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借“方士”之言说出此往事的。看来,太史公一方面并不相信其中迷信色彩,另一方面,看来也确实不明白“黄帝都邑”究竟在何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距离黄帝的时间,比他距离我们的时间还长;他不能完全说清楚距他大约3500年前没有文字时期的黄帝史实,仅留下荆山、桥山地望,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故在聚焦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族群盛期首领的同时,还应再勘文献,参以旁证,斟酌再三,反复推敲,力求杨址是黄陵“国祭”的考古主证真实确凿,万无一失。

    一、“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认为,《史记》写黄帝主要参考了战国儒家典籍《五帝德》和《帝系》 。其实,当时儒家插手定稿的《山海经》 ,也有两则黄帝 “立国”记载,可与《史记》互为印证,只是《史记•大宛列传》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故《史记》未及这两条可贵文献。

    其一是《山海经•海内经》说:“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这一记载,显然是接过了《尚书•禹贡》关于“黑水西河为雍州”的话头,点明了黄帝“立国”的地方在雍州。因为,“黑水”即晋陕分界处之黄河 ,“流沙”实即《尚书•禹贡》之“西河”,此两河围合处即雍州,而雍州核心正是西安一带。其实,《史记》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虽其“雍”字被一般理解为关中凤翔,但鉴于凤翔水沟已出土三合土地面的庙底沟—西王村文化大型遗址,其三合土地面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相同 ,故可推知其为炎帝都邑,当时的黄帝不可能离开杨址到炎帝都邑祭祀上帝,且杨址已出土当年黄帝时的祭器,故“黄帝郊雍上帝”中的“雍”应指西安。此解也与成书在前的《尚书•禹贡》所记“雍州”本义的重心相符。

    尤令我感兴趣的是,它把黄帝族群称为“朝云之国”和“司彘之国”。结合《史记》关于黄帝“迎日推策”和“郊雍上帝”的记载,可以设想,所谓“朝云之国”,应指黄帝在杨址举行“迎日”仪式而常见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的壮丽景色,意味着杨址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区崇拜“日神”的宗教相当发达。由此也可理解《史记•五帝本纪》所讲黄帝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确切含义应指黄帝重要“官员”,皆为“拜日”宗教中的各类各级“巫师”。《周易•系辞》说,“云从龙”,“召云者龙”;《淮南子•地形训》也谓地上玄、黄、青、赤、白龙,皆对应着天上玄、黄、青、赤、白云。由此也可推知,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最早就是杨址“朝云之国”云图腾的衍化。另外,结合杨址出土猪骨占比颇大的考古发现 ,可以设想,所谓“司彘之国”,即指当时黄帝族群人工养猪业相当发达,进一步印证着“养猪是中国史前畜牧业的特点” 。再加上杨址的窰洞,表明黄帝族群在彼时彼地解决居住问题也较成功,于是,杨址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聚落区,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宗教发育就直逼文明门槛。可以说,《山海经》的这种记载,填补了《史记》记载的不足,进一步印证了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经济-文化可靠性。在我看,从《山海经》还可体悟出,当时黄帝族群文明虽在宗教信仰程度上相似于同时期的红山文明,但它之所以能超越后者的根本原因,就在它具有定居农业及以之为基础的人工养猪业,窰居技术,以及2016年“黄帝文化寻踪”文物展显示的较高的空间和水利技术等,构成了它独领风骚的人口素质前提和经济基础。其实,人类史前史研究早已揭示出,人的饮食、居住结构及其制备方式,对史前人类进化具有决定意义 。《管子•轻重戊》说,“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杨址中的黄帝族群,以煮熟的猪肉等为食,又以窰为居,起码其个体体质、脑力,远胜于同时的红山文化族群,于是,其独领中国文明风骚,也就当仁不让了。

    《山海经•西山经》的另一条记载是:“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好在“南流注于黑水”的泾水岸边。由此也可推知,令古今许多研究者疑惑的所谓“轩辕之丘”,可能就指杨址旁的荆山。又名“中华原”的荆山,古代故事多多 。

    除《山海经》外,《国语•晋语》关于“黄帝以姬水成”的明确记载,也与杨址建在泾水(“泾”之讹音为“姬”)岸边相契合。

    总之,这些记载,都从旁证着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历史真实性。

    二、关于黄帝葬桥山的记载,《史记》实际给出了彼此矛盾的两种说法。其一是“黄帝崩,葬桥山”,干脆明确,惜未及黄帝逝于何处;其二谓黄帝在荆山化作仙人“飞升”,仅其衣冠葬在桥山。鉴于在为黄帝立传时司马迁主要参考了儒家典籍,而儒家一般是“不语怪、力、乱、神”的 ,故可知他把“黄帝崩,葬桥山”六字写在《五帝本纪》中,暗示其可信,而把黄帝在荆山“飞升”事,借方士转述而记在别处,意在保留这个传说。本文认为前者可信,不认为后者全不可信,因为杨址出土即证明其也具可信处。当年顾颉刚先生因黄帝“飞升”不可信,而把“黄帝荆山铸鼎”故事全部否定,进而否定了黄帝及其文明时期的历史存在 ,显系严重的学术误判。今人在杨址出土后,需大致厘清,荆山黄帝史实,后来是怎么附加了“飞天”神话的?

    现在看,在首次整塑黄帝形象的春秋战国时期,讳言黄帝离世,而硬把其离世说成“飞仙乘龙”,是包括儒道两家在内的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说法。其政治目标,是整塑出一个全民认可的“超人”式祖先,凝聚全民族走向统一的力量。《五帝德》就记载着孔子说,黄帝平时即“乘龙扆云” 。《庄子•大宗师》说,黄帝“得道”后能“登云天”。至于几乎与《史记》同时的《列仙传》,则进而引“仙书”道,“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又说黄帝卒后,“还葬桥山” 。这与《史记》记载的框架如出一辙,只是把“荆山铸鼎”换成了“铸鼎于荆山之下”,进一步显示出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位置是精确的,为拙论又增添了新的文献证据。现在看,在春秋乃至汉初的首次整塑黄帝形象潮流中,黄帝在杨址的史实,主要是通过附着了“升天”等迷信色彩的道家“仙书”(《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名之为“鼎书”)而流传下来的。此外,当时的“纬书”《尚书.中候握河纪》谓,黄帝“铸鼎荆山之下,成,有龙下迎。黄帝上龙,群臣后宫从上天者,忝秩余人。小臣悉持龙髯,拔” ,基本同于《列仙传》。其中,儒家似不太知道的杨址真史,在道家和谶纬学家那里,又与“升天”迷信混杂在一起。尤值得本文注目的是,《列仙传》还补充了《史记》漏掉的黄帝“葬桥山”原因:“还葬”故里。这是今天确定黄陵墓主即杨址盛期首领的又一个关键点。因为,舍远古此“还葬”之俗,则无以解释杨址黄帝何以远葬桥山。由此也可知,中国人“还葬”习俗,已流传5500年以上。

    鉴于关中黄帝族群最早系来自银川一带的“萨满”,溯宁夏清水河南下,经甘肃平凉崆峒山,又沿泾河谷进入关中 ,在泾河岸边的彬县,还留下了200M2的“四坡重檐式原始殿堂建筑” 。而今黄陵距彬县遗址较近,均是当年黄帝族入关中后的聚落区。这样,如《列仙传》所言,黄帝葬黄陵是“归葬”,就并非无据。此位黄帝出生在该地,所以他逝后要远距离地“归葬”,故黄陵即其故里。目前,杨址已有10万M2墓葬出土,大部颇简陋,而“魂归故里”也是作为族群首领的黄帝与族群一般人葬仪大别之处,说明当时杨址社会分层显化。

    三、对黄陵墓主即杨址首领,除了从杨址方面证说外,还应从黄陵方面探寻证据。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杨址已有群葬墓地出土的条件下,剖开黄陵进行DNA比对以及进行其他科技考古等,以便科学地确定黄陵墓主是否杨址首领。但此思路行不通。一是似涉嫌“挖祖坟”,在中国绝对不能实施。二是不符合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禁止发掘的规定。三是即使实施,也未必会真有成效,因为黄帝时代不存在把权力向亲子单传的制度,杨址与黄陵之间难以进行亲属间的DNA比对。四是当时葬制无椁且不封不树 ,故墓主骨殖实际早已不存,无法比对。于是,我们只好在黄陵周边的史前遗址中寻找旁证。

    据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显示,黄陵周边和黄陵县境,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48个,大部为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有19个为其庙底沟类型,与杨址同时期。加上其邻的彬县,又已出土了前述黄帝族宫殿遗址,这说明黄陵—彬县一带“是仰韶文化中后期的一个中心地带” 于是,在考古学上,黄帝“还葬”已具备了“故里”存在的前提。

    四、对其他“黄帝陵”的简单述评

    与《史记》作者同时的汉武帝,到今陕北黄帝陵祭祀,本身就是对“桥山”地望的权威性确认,因为,它只能源自给武帝述说黄帝“飞天”故事的“方士”公孙卿。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就说过,“方士对于自然界现象的知识通常”比儒生“较为丰富” 。既然杨址出土证明他们确实掌握着一些关于黄帝历史的主要地理信息,故其言“黄帝冢”地望,也应当无大错。显然,汉武帝之后对“桥山”地望的不同理解,在权威性上均难比肩武帝。但从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看,除了今陕北黄帝陵外,中国其它地方还有一批别的“黄帝陵”,如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荆山黄帝陵、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石家湾乡高柏山黄帝陵、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五顷塬乡黄帝冢、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黄帝陵、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温泉屯乡黄帝陵、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桥山黄帝陵、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黄帝陵、河南省鹤壁市淇县轩辕坟,等等。其主要文化特点,是仅凭文献证据而缺乏考古证据支持或其考古证据不确凿、充分;有的则是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两无”,仅有民俗流传,反映着各地民众对黄帝的普遍景仰,今天就“没有必要去论真假是非了” 。这里仅简说两点。

    1、沈长云先生在把陕北石峁遗址确定为“黄帝部族居邑”时,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真正的黄帝陵即今黄陵县北边的子长县石家湾乡高柏山黄帝陵;它与石峁遗址颇近,共同显示出当时“黄帝部族居邑”聚落特征 。王巍先生则“从时间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考虑,认为对‘石峁古城黄帝说’应持谨慎的态度” 。卜工先生说,“没有史料和通史教材说黄帝活动的年代如此接近夏代”,故石峁应“与黄帝无涉” ,一语中的。其实“子长黄帝陵”说源自唐代撰《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关键是它缺乏汉武往祭的权威性,也缺乏考古证据,故难为凭。

    从灵宝西坡墓地考古情况看,其庙底沟文化属性与杨址同,距今约5300年,比杨址环壕最晚年份迟200年左右 ,显系杨址族群经华县户泉遗址 等东移,且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想,其黄帝陵不排除系杨址黄帝继任者葬地的可能,惜无进一步的考古和文献佐证。

    五、对中国史前存在泾渭“‘两河流域’文化记忆机制”的猜想

    《史记》和其他古籍关于杨址作为“黄帝都邑”和其首领逝后葬桥山记载的形成,距黄帝生活时期,已超过3000年。有人以甲骨文作为中国汉字起点,那么,中国现在可理解的汉字体系产生距今也不过3700年左右;从黄帝生活时期到甲骨文使用,中间还有1800年左右据说“无文字”的时期。那么,人们关于“黄帝都邑”和其首领葬桥山的记忆,究竟是怎么穿越1800年“无文字”时期而被载于司马迁等人书中的呢?如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杨址作为“黄帝都邑”和其首领葬桥山等说法,还是难于最终确立。

    我的答案是,在这近两千年所谓“无文字”时期中,存在着中国史前泾渭“‘两河流域’文化记忆机制”,它保障了相关信息传播到被文字记载的年代。

    徐旭生先生当年就对作为此“文化记忆机制”之一的炎黄“传说”,以及其必然承载着“历史方面的质素”,“并不是向壁虚造”一直深信,从未产生怀疑 。在他看来,其实全球各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 ,“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又经过数千百年,文字逐渐增多,才能用它们记录当日经过的重要事绩”;“记录通常是很简单的,所记录的不过是当日的重大事绩” 。不过,“口耳相传”的传说也“容易失真”,故“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但绝非完全找不出 。

    为深入展述己见,徐在“口耳相传”外,还特意论述了中国“象形符号的使用起源应该很早”,甲骨文形成的历史应当“相当长” ,并析述了传说中作为黄帝“史官”而“造字”的苍颉可能“实有其人” 。徐先生这一思路至今令人回味。近来,雷广臻先生针对中国远古文明史从甲骨文开始,仅有3700年左右的观点,也公开提出甲骨文并非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中国象形文字还以岩画、陶器文饰、玉器造型等早期形式发挥作用,故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确实长达5000年以上 。此议应是对的。笔者对关中黄帝族源的探析,就首据银川一带岩画给出 。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最早很可能源于岩画,应当不难理解。

    其实,史前先民出于生存之需,一般对生活环境及其山水体系细节都具有极强的个人记忆能力,这种能力还会借助手语、呼叫、“结绳记事”、暗号、岩体刻划、图腾、族徽、陶器绘画和“风水示意图”(如“周”字最早就是周族“风水示意图” )等各种方式,在远古人际和辈际流传,发挥着“最早期文字”的功能。其中,刻画符号在泾渭“两河流域”,不是偶然出土,而是已经出土颇多,且“形态基本相同或相似”,包括天水大地湾、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西安姜寨等史前遗址,以及渭南合阳莘村、西安五楼、铜川李家沟等地,均有刻画符号现世 。潘雨廷先生还在西安半坡的陶器底部刻画符号中,辩识出了“帝”字 ,而其出现尚在炎黄之前。针对诸如此类现象,郭沫若先生说,刻画符号“无疑是文字的起源” ;于省吾先生也说,“这些文字是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徐锡台先生更谓它们“无疑”属于“文字范畴”,在汉字产生中“起着领导作用” 。由此看来,刻画符号标示的中国远古文字,在史前泾渭“两河流域”,肯定已经产生发展。故传说中的“苍颉造字”故事,应当并非空穴来风。丁山先生认为,“苍颉”二字本义,就指“用尖锐的木枪刺画地面以象物体” 。“苍颉造字”故事,正是在史前“口耳相传”方式外,泾渭“‘两河流域’文化记忆机制”还以远古最早文字形式存在的又一表现。“疑古”思潮对此不理解,现在应当恢复被徐先生称为一直“煊赫” 的这个“苍颉造字”故事的某种可信性了。

    正如徐先生引《荀子》关于“苍颉独传者,壹也”所解,“苍颉以前,在各氏族里面已经有类似文字符号的使用;苍颉出来,把这些庞杂的符号整齐划一起来,因此遂可通用,所以独传于后世” 。可以猜想,它成为甲骨文的前身之一。至于苍颉统一过的作为刻画符号的文字,与甲骨文的具体关系究竟如何,由于文字体系创建的渐进性,恐怕永远难于完全说清楚了。

    其实,在中国史前,不仅“两河流域”存在此机制,而且在“东夷”也存在类似的史前“文字” 。徐旭生先生还引孔子关于尧时“焕乎其有文章”之言说,它“似乎并不是一句浮泛的话”,因为当时“治理洪水是刻不容缓,(是)超过一切的一件大事”,“不但算工、记数需要符号帮助记忆,就是召集、约束也恐怕需要符号的帮助征发”,这种文字的“普遍地应用”,就是尧时“焕乎其有文章”的“真正注脚” 。由此看,泾渭—炎黄之外的中国其他史前传说,其所含历史“素底”也均不可一概否定。(作者: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前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