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研究值得关注的几部古籍

时间:2018-04-02 14:35:09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 编辑:梁君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民族圣地。历史典籍关于黄帝陵和黄帝文化的记载史不绝书,现摘几部重要历史典籍予以简述。

    一、《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它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著名学者李学勤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凡13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

    二、《尚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汉民族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只1193字。《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以此为纲,分叙各地山岭、河流,物产、贡赋、交通等项。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全国区域志。历代言地理者,大都推《禹贡》为祖。《禹贡》比之《山海经》,不仅有明确的行政区划作为纲领,其记述内容和形式也更趋近于后世方志。如每州分叙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尤详于田赋等级、贡品名目的记述。加之此书较少怪异之谈,记实色彩较浓,因而受到历代方志学家重视。

    三、《列子》

    《列子》又名《冲虚经》,撰于前450年至前375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相传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

    列子指列御寇,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

    《列子》一书因其思想与道家十分接近,后来被道教奉为经典。西汉初颇行于世。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散落民间,西晋又有所发展,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李治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隆基立玄学博士,指定《老子》、《列子》、《庄子》、《文子》为必读之书,时号四玄。

    汉朝时刘向所整理之《列子》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校订而成八篇之数,今本《列子》8卷,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134则,如《黄帝篇》有10个,《周穆王篇》有11个,《说符篇》有30个。是东晋人张湛所辑录增补的,题材广泛,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

    《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它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伊索寓言》。

    四、《山海经》

    《山海经》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全书18卷,其中《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4卷,《海内经》1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腹地的山川宝藏,特别是一些异鸟怪兽、奇花异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中《海外经》介绍了传说中的海外异国,如双头国、三首国、女子国、丈夫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国的风俗习惯,更是奇中有奇,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使人增长很多知识。

    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并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周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

    五、《国语》

    《国语》是关于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讲的历史得到过孔子的赞赏。盲史官讲述的史事被后人集录成书,叫做《语》,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

    关于《国语》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古至今学界多有争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全书21卷中,《晋语》9卷,《楚语》2卷,《齐语》只有1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属于西周早期。《郑语》只记载了桓公商讨东迁的史实,也还在春秋以前。《晋语》记录到智伯灭亡,到了战国初期。所以《国语》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实记载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国语》出自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六、《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中国春秋历史的史学名著。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阇(盲史官)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编成了《左传》这部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看,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瞽阇)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七、《史记》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史记》共130篇,52万余字。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如《春秋》、《战国策》等只记载某一时期,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太史公·自序》)。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称为“二十四史”之首。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纪、传,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八、《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汉族哲学著作,道家作品。“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汉高诱注《叙目》),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刘安撰作《淮南子》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

    《淮南子》著录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21篇。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的学说,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类。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梁启超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刘文典写有《淮南鸿烈集解》。

    《淮南子》“说林、说山、人闲诸篇多纪古事”。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九、《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全书有12“纪”、8“表”、10“志”、70“列传”,凡100篇,共80余万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把“世家”并入“列传”,“书”改曰“志”,而有“十志”,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种。其中,《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五行志》记载了自《春秋》记事起至西汉末年间的自然灾异现象及其解释;《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国家图书目录。此外,《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固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十、《帝王世纪》

    《帝王世纪》是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及诸子杂书,载录了许多《史记》及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分星野,考都邑,叙垦田,计户口,“ 宣圣之成典,复内史之遗则,远追绳契,附会恒滋,揆于载笔,足资多识”(清宋翔凤《帝王世纪集校序》),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帝王世纪》作者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晚年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

    现存的《帝王世纪》计有10卷,其中第1卷记天地开辟至三皇;第2卷记五帝;第3卷记夏;第4卷记殷商;第5卷记周;第6卷记秦;第7卷记前汉(即西汉);第8卷记后汉(即东汉);第9卷记魏;第10卷记历代星野、垦田及户口。

    《帝王世纪》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第二个整理历代帝王世系的历史书典,其在史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三皇五帝至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整理,把上古历史推到了“三皇时代”,把中国历史起源提前了数千年。对三皇至汉魏数千年间特别是黄帝以前上古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记载,突破了史前史的研究领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帝王世纪》在采用总结前人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史记》等前人叙述不详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及社会活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补充。《史记·五帝纪》在记黄帝时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崩,葬桥山。”而《帝王世纪》则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娇氏之女,也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得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宝。”“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岁……葬于上郡阳周之桥山。”不但介绍了家世,也介绍了社会关系。

    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皇甫谧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一是对一个王朝或民族的迁徙地名作了详细的考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二是对三皇五帝时代重要部落的活动地域和变更情况进行了考证,补充了史阙。

    十一、《水经注》

    《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撰。旧传三国时人桑钦著《水经》,郦道元为之作注,名《水经注》。原40卷,北宋初已亡佚5卷,后人分割35卷以足40卷之数。

    道元(469年?—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道元好学博闻,广览奇书。足迹所至,大至从长城以南,到秦岭、淮河以北。他在书中征引的前代和当时地理著作,即达370余种,包括一些南朝人的著述。自序说“访渎搜渠,缉而缀之”,所以很多材料是实际调查所得。《水经》只记载了水道137条,而郦注却有1252条,增加8倍多,注文共约30万宇,也比经文增多20倍。

    《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连带叙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亭障,以及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各方面,还记载了各地有关的历史故事。书中记录作者所见的碑刻,共300余块,利用它们作为帮助确定水道流经的依据。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都未能弄清的问题,道元采取谨慎态度,表示“未知所从”、“非所详也”,这样的存疑有7余处。《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作为文学作品,也得到很高评价。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关于南方水系的记录不免简略,时有错误。  旧本《水经注》经文与注文混淆在一起,字句脱误甚多。清朝学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分别进行了区分经注的整理校订工作。清末,扬守敬集以往研究之大成,撰《水经注疏》,弟子熊会贞续加补修,极为详尽,是《水经注》研究最为完备之书。

    十二、《拾遗记》

    《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古代汉族神话志怪小说集。作者东晋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第95卷有传。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

    《拾遗记》共10卷。前9卷记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至东晋各代的历史异闻,其中关于古史的部分很多是荒唐怪诞的神话。汉魏以下也有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尤其宣扬神仙方术,多诞谩无实,为正史所不载。末1卷则记昆仑等8个仙山。

    《拾遗记》的主要内容是杂录和志怪。书中尤着重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但其中某些幻想,如“贯月槎”、“沦波舟”等,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文字绮丽,所叙之事类皆情节曲折,辞采可观。后人多引为故实。如第6卷记刘向校书于天禄阁,夜有老人燃藜授学;贾逵年5岁﹐隔篱闻邻人读书后遂能暗诵六经。这两则传说即很有名。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世德堂翻宋本。另有《稗海》本,文字与世德堂本出入较大。今人齐治平有校注《拾遗记》。

    十三、《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期一部著名的地理总志,乐史撰。

    《太平寰宇记》继承了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体裁,记述了宋初13道范围的全国政区建置。所载政区取制于太平兴国后期,可补《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所不载,是考察北宋初期政区建置变迁的主要资料。其所载府州县沿革,多上溯周秦汉,迄五代、宋初,尤其是对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政区建置,较其他志书详尽,可补史籍之缺。府州下备载领县、距两京里程、至邻州的四至八到、土产,县下记录距府州方位里数、管乡及境内山川、湖泽、城邑、乡聚、关塞、亭障、名胜古迹、祠庙、陵墓等,篇帙浩繁,内容详瞻,是研究历史人文、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

    《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前171卷依宋初所置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等13道,分述各州府及所属各县之概况。幽云16州虽未入宋版图,亦在叙次之列,以明恢复之志。13道之外,又立“四夷”29卷,记述周边各族。归于《四库全书》中的史部地理类。

    《太平寰宇记》卷帙浩博,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200种,且多注明出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该书对后世地志影响巨大,在体例上仿唐代总志,又有所创新,增风俗、姓氏、人物等门,虽然遭后人诟病“人物琐事登载不遗”,但这种以人文结合地理的方式实被后世地志奉为典范,四库馆臣认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大变”。由于所引诸书今多已散佚,故《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对于研究自汉迄宋,特别是唐与五代十国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十四、《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宋代一部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55部550门而编为1000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3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55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

    《太平御览》为一部著名类书和常用工具书,征引古书相当丰富。从本书首册所列《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可以见到所引之书为1690种(实有1689种),这还不包括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类在内。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说,《太平御览》引用之书有2800多种,这是把诗、赋、铭、箴等都计算在内而得出的数字。近人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则称《太平御览》引用书经核实后为2579种。此书非但征引赅博,而且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早已失传。清阮元曾说:“……存《太平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矣”(《仿宋刻太平御览叙》)。可见《太平御览》不但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为丰富的类书之一。

    更为人称道的是,《太平御览》引用了大量的古地理书。清代辑佚家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时,利用《太平御览》颇多,曾说:“太平御览书目一千六百九十种,内地理书约三百种,较诸类书尤为赅博。”它保留了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多种古地理书的片断就是例证。由于《太平御览》保存古籍如此之多,因此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视作“宝山”。

    《太平御览》因是类书,使用该书,要先了解它的类目,判断要查的事物与哪类有联系,然后按部、按目去查检。此书分类原则与编排方法大抵是以天、地、人、事、物为序,每类下面再按经、史、子、集顺序编排。为了查检方便,还可参考钱亚新编的《太平御览索引》和聂崇岐主编的《太平御览引得》。

    十五、《云笈七签》

    《云笈七签》是择要辑录《大宋天宫宝藏》内容的一部大型道教类书。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当时任著作佐郎的张君房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后,又择其精要万余条,于天圣三年至七年(1025年~1029年)间辑成本书进献仁宗皇帝。

    此书按张君房自序,原为120卷,《中兴书目》(《玉海》引)、衢本《郡斋读书志》、袁本《郡斋读书后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皆著录。《遂初堂书目》无卷数。《直斋书录解题》作124卷。《正统道藏》、《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皆作122卷。重刊《道藏辑要》本不分卷,亦无张君房自序,缺卷甚多。则此书有120卷本,124卷本,122卷本等多种。122卷本为今通行本。载《正统道藏》太玄部。

    本书在体例上,明显继承了《无上秘要》以“道”为首,以“验”为足,以“法”为主干的格式特征,但结构更为紧凑,分类愈趋合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菁华,亦大略具于是矣”。此书虽属抄录,实具概论性质,对道教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论述。其价值尤其体现在卷3至卷9,这部分论道藏源流,条分缕析,叙说清楚。此外,书中还增加了《语论》和《内丹》两大内容,这对于研究唐宋时代道教的历史,全面了解道教理论,均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所收今佚道书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即尚存之书亦颇具参校之用。《云笈七签》素为道教界和学术界所重视。《大宋天宫宝藏》早已亡佚,幸赖此书得以考见其概貌。因此书具有系统、全面和简明等优点,故而人称“小道藏”,是了解和研究道教必备的资料。

    十六、《路史》

    《路史》47卷,(南宋)罗泌撰。全书内分《前纪》9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14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8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6卷、《余论》10卷,此书为杂史。

    罗泌,字长源,号归愚,南宋孝宗时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自幼力学,精习诗文,一生不事科举。泌尝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后世史书极少言皇古之事,遂博采各种典籍,于乾道年间著成《路史》。

    《路史》一书,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高推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深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上古史的传统。

    《路史》之名取自《尔雅》的“训路为大”。所谓路史,即大史也。此书详述了有关上古时期的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史事和传说,虽然资料丰富,但取材芜杂,很多材料来自纬书和道藏,神话色彩强烈,故向来不为历史学家所采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又“皆道家依托之言”,“殊不免庞杂之讥”。但是此书在中国姓氏源流方面的见解较为精辟,常被后世研究姓氏学的学者所引用。

    十七、《大明一统志》

    《大明一统志》,明代汉族官修地理总志。李贤、彭时等纂修。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共90卷。该书源自洪武三年(1370年)由魏俊民、黄篪、刘俨、丁鳯等按《大元大一统志》体例,纂成的《大明志书》。

    《大明一统志》按天顺时期京师、南京布政使司所统之府分卷,每府按照《大元大一统志》分目,并增设了郡名、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陵墓、祠庙,缺坊乡镇及里至。万历时期刻本,增入嘉靖、隆庆时的有关建置。从京畿府州,直六部,全国十三布政司,到边之地的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都详加说明。比较旧志,此书有了明显地改进:目录前有全国总图,将山脉、河流和府州方位作了大致勾划;说明各府部位一律改用由府治在某一方向至某府所属某州或某县界若干里;山川、湖泊、井泉罗列更为详备,并在专名下注明其部位及特征;重视全国范围内交通状况记载;书中最后两卷,卷八十九、卷九十记载朝鲜、日本、安南等国的情况,项目为“外夷”,这部分内容已结合了明初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许多地区的有关情况。这些特点同时也表明此书的价值,对研究明代疆域、地理、经济、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具有广泛而重要的资料价值。

    《大明一统志》因纂修的时间仓促,参加人员多杂,书中也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李维桢《方舆胜略序》云:“天顺时,馆阁修《大明一统志》,不载户口、田赋、官制诸大政典,识者病之。”顾炎武《日知录》说:“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1461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寰宇通志》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引古事舛戾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舛错抵牾,疏谬尤甚”。

    《大明一统志》除了由明英宗写书序的原版外,还有弘治十八年(1505年)慎独斋刊本、万历十六年(1588年)杨刊归仁斋刊本、天启五年(1625年)刊大字本、万寿堂刊本以及1965年台湾的影印本等。也有《四库全书》本。

    十八、《纲鉴易知录》

    《纲鉴易知录》,为纲目体通史,凡107卷,180多万字。清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周之炯、周之灿编纂。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有简略的记载。由于纪事简明,头绪清楚,使人一看了然,所以叫做《易知录》。《纲鉴易知录》〈前编〉4卷,记三皇、五帝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正编〉59卷,记战国至五代;〈续编〉29卷,记宋、元之事;〈明纪〉15卷,又名:《明鉴易知录》。《纲鉴易知录》序文曰:“观史之不欲,论史之不明,非尽天资迟钝,庸师误人,亦由编辑成书者引导无方而致然也。”

    《纲鉴易知录》书名中的“纲鉴”二字,即从“纲目”和“通鉴”二书中各取一字而合成。根据产生的时间顺序是“通鉴”书在前,“纲目”体在后。“通鉴”即《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与同仁用19年时间编成的我国古代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共294卷。南宋时朱熹出于简化及凸显历史教育功能的目的,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用简短一两句话的“纲”表明线索和态度,稍详细的历史纪录在“纲”下展开称为“目”,以后历代学者均仿效此体裁,而不断补充后世历史材料,一般统称为“纲鉴”类史书。《纲鉴易知录》是其代表,此书上起传说中太古时代,下至明朝结束。覆盖时段极长,且故事生动,线索一贯。

    《纲鉴易知录》能够久刻不衰,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主要原因,是它“简明易知”的特点。古代史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二十五史也不易浩繁,难以卒读。而《纲鉴易知录》恰是一部古史精华的荟萃。它简明扼要,通俗易知,不尚玄奥,不敷铅华,年经事纬,力求平实。有一编在手,诸史于胸之效。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古史,对林林总总的众多史籍,《纲鉴易知录》不失为一把入门的钥匙。

    《纲鉴易知录》有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册本,纠正了原书和中华书局1960年校点本的一百多处误断和错讹。且是首次注释、今译,横排出版。

    毛泽东读私塾时,曾点读过《纲鉴易知录》。南怀瑾推荐的国学入门书单中也包括《纲鉴易知录》作为史学入门必读。顾颉刚则于《当代中国史学》表示:“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